艺网|中国艺术 http://www.arthtml.com/china/ 艺网(ArtHtml.com)是一个迅速崛起的艺术设计鉴赏类盈利性专题网站。她以“探索民族设计风格,网聚全球艺术精华”为己任,汇聚国内外优秀的艺术设计相关作品,旨在传播设计文化,研究设计艺术、激发设计灵感、提高大众审美意识。 Copyright 2004-2006 arthtml.com.All rights.reserved. 2006-2-6 ArtHtml@126.com 木子李 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5/0023_1241539345.html 红色主题剪纸:伟大领袖 佚名 民间艺术 2007/05/23









这套剪纸为六十年代的作品。]]>
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4/0016_1603590174.html 多姿美丽的中国结[二] 佚名 其它 2007/04/16

多姿美丽的中国结[二]

多姿美丽的中国结[二]]]>
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4/0016_1557093465.html 多姿美丽的中国结[一] 佚名 其它 2007/04/16

中国结

中国结]]>
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3/0005_1411303577.html 混搭时代:川剧剧照 小旗袍 戏曲 2007/03/05 混搭时代:川剧剧照

混搭时代:川剧剧照

混搭时代:川剧剧照

混搭时代:川剧剧照

        包公加周朴园加七品芝麻官混搭在一起
        武松加曹操加杨子荣混搭在一起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混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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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2/0007_1524517106.html 中国20位名后妃[二] 佚名 其它 2007/02/07 中国20位名后妃[二]
吐蕃松赞干布大人文成公主
又一个著名的和亲故事。只是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似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她被当作神一样的受人爱戴。她的夫君为她造了一座宫殿,至今我们还看见它巍峨的屹立在那里。那个地球上里苍天最近的地方,曾经生活着一个快乐的公主。


南朝陈后主妃张丽华
这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发长七尺,光可鉴人,眉目如画。
那首著名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便是为她而作。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何止是陈后主,就连杨广,这个隋朝的未来皇帝都被她所吸引。只是,高颖斩了张丽华。因为她的绝世美貌,“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妃,今岂可留张丽华”。杨广终究是没能得到她。他开凿运河,三下江都,是否是为了怀念这个他未曾得到的红颜呢?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杜牧

南朝虽亡,但张丽华留下的风流韵事,至今仍惹人玄想不已。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几许风流随风而去。


商纣王妃妲己

《封神榜》里说她是九尾狐仙。她艳如桃李, 妖媚动人,是千年狐狸精幻化成人,蛊惑纣王荒淫误国。就连杀她,都要将她的脸蒙起来。“酒池”、“肉林”全是关于这个女子与纣王的荒淫无度。只是,为什么夏、商、周三朝的灭亡都与一个女子有关?夏有龙涎,商有妲己,周有褒姒……似乎明朝还有个陈圆圆。


赵飞燕
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 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 ——《汉宫曲》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摸鱼儿》 辛弃疾


南朝齐废帝妃潘玉奴

何谓“步步生莲花”, 就从此女开始。“三寸金莲”中国男人一种变态的审美观。一个荒淫无度的皇帝,一双美足,给中国女人带来了无限的灾难与痛苦。 她有一双美足不是她的错,他爱上她的美足也不是他的错。承袭了这种变态的审美观,并强加于他人头上,就是世人的错了。


汉高祖皇后吕雉
一个残暴的第一夫人。这个女人据说跟慈禧一样狠毒。她在未央宫害死了韩信,又使人诬告彭越谋反,灭其宗族。她将她的情敌戚夫人砍去四肢,挖去双眼,割去鼻子,割掉耳朵,药哑嗓子后扔入厕内,取名为“人彘”。她将自己的外孙女嫁给儿子为后,使他们结成了一对怪异的夫妻。这一切都很怪异,好象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在那里胡闹。可她不是女孩,她是一国之母。对权力的欲望使她越走越远。


清顺治帝妃董鄂氏
天妒红颜, 天花夺去了她的生命。因为她的死,皇帝伤心欲绝几乎要出家。可是,她还是死了的好啊。在充满政治生活的宫中,爱情永远都是不重要的。像他们这样的异类,还是在天上作一对神仙眷侣吧。


汉成帝妃班婕妤

她曾被世人比作楚庄王的樊姬,德才兼备。如世人能预见未来,亦会把她比作后世的长孙皇后。只可惜,她遇人不淑。她是樊姬,可她的夫君决不是楚庄王。她是长孙皇后,她的夫君却决不是唐太宗。所有的怜爱宠与幸都随着那身轻如燕的舞女入宫后就此嘎然而止。山盟依旧情已逝。长信宫中,孤灯映壁,房探风冷。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意夺炎热;
弃捐荚笏中,恩情中道绝。
——班婕妤

她爱的男人终于死了。当繁华过尽,天子与常人一样躺在冷冰冰的墓穴里时,只有那个曾被他拋弃的爱人,他的婕妤,在他的陵园里陪着他一生一世。


传说中的香妃清乾隆帝妃伊帕尔汗

那个来自回疆的美丽女子,那个传说浑身散发着麝香味的传奇女子。你的美丽如同天山的雪莲,纯洁无瑕。你迷人的香味如同草原的牧歌,悠悠扬扬,飘荡在空旷的草原上,等着我们去寻觅芳踪。我们又何必去考究你到底是平民女子出身的香妃,抑或是在清宫中生活28年的容妃,还是金庸小说里天真无邪的香香公主。我们只要记住,这个世上曾经有个你,美丽而充满传奇。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后

算不上是天姿国色吧,却也是个美人胚子。自古红颜多薄命,她也不例外。少年逊帝只是在她的照片上轻轻一圈,就圈定了她的一生。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她疯狂的抽食着大麻,肆意的放纵着自己,这是她对这个时代还是对自己命运最后的抗争?为什么?为什么偏偏会是她?已经是最后一个了,为什么偏偏让她挨上?为什么要用她的血和泪,来给这几千年的帝后制度画上一个红色的句点?傅仪也会想吧,为什么偏偏是他来当这最后一个皇帝?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他们两个谁都抗争不过。她抗争不过那个时代也抗争不过她的命运,如果命中注定了她的悲哀,她唯一能做的反抗就是毁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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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2/0007_1506232045.html 中国20位名后妃[一] 佚名 其它 2007/02/07 中国20位名后妃
唐高宗皇后武则天
 
 
  后妃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私底下却是常常令人感到无比的惋惜,一个青春,希望无限的年轻女孩,硬是要被送入深宫中,过著处处需要耍心机的生活,磨掉了热情与活力虚耗青春光阴。 唐高宗皇后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镜花缘》里她被认为是心月狐下凡, 为的是惩罚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所造的杀孽



清咸丰帝懿贵妃——慈禧
这是个差一点当成皇帝的女人,不过很久以来她一直行使着皇帝的权利。 两个皇帝在她的阴影下过着噩梦般的生活。很厉害的女人!


四大美女之一 匈奴呼韩邪单于后王昭君
似乎所有红颜都薄命。惊世骇俗的容颜生在平民家,似乎就是不幸的开始。昭君和亲,毁了一个弱女子的终身,换来了中原的安宁。


杨贵妃

唐玄宗贵妃杨贵妃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处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 《长恨歌》 白居易


汉武帝皇后陈阿娇
长门事,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摸鱼儿》 辛弃疾


齐宣王后钟无艳,人不可貌相
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四大丑女之一, 却成了现代版《钟无艳》里的妖艳女子,而齐国王后的身份更令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她的丑陋举世无双,而她的才华也举世无双。如果说美貌是任何女子一生孜孜以求的东西,作为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她应该是不幸的。


吴王夫差妃西施
后妃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私底下却是常常令人感到无比的惋惜,一个青春,希望无限的年轻女孩,硬是要被送入深宫中,过著处处需要耍心机的生活,磨掉了热情与活力虚耗青春光阴。

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
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
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
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
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
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
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西施》 李白


魏文帝皇后甄洛

还记得那篇著名的《洛神赋》吗?“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清太宗皇后博尔济吉特大玉儿

大玉儿。她是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女子。她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又送走了自己的儿子。最后辅佐了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她是那样的坚强,那样的能干,以至于人们有时候都会忘了她曾经是个女人。所有的电视剧都说她真正的爱人是多尔衮,事实是不是这样只有她自己知道。但她真的是下嫁给了多尔衮。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她的真爱,那她应该至少曾经幸福过吧。在那黑暗的政治漩涡里,作为一个女人,难得的幸福与甜蜜。


汉文帝皇后窦皇后

窦皇后原是宫女,被派往代国服侍当时还未即位的汉文帝。她为汉文帝生了五个子女。后来成了皇后。但是她不受宠爱,后来因为生病,又瞎了一只眼睛。她没有显赫的家世,因此在后宫中并不争宠。当时最受宠的是慎夫人。窦皇后真正风光的日子,是文帝去世后。她当了太后,干预朝政。甚至要求汉景帝传位给梁王(梁王是太后最喜欢的小儿子)后来,她在宫廷之争中失势,孤独地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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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2/0007_1452013873.html 盛唐时期美女的生活写实 佚名 其它 2007/02/07   中华民族的女子,向来以温文尔雅,贤淑端庄,勤劳善良著称,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女子,其风采曾引得全世界民族羡慕不已,纷纷效仿大唐女子之言行举止与梳妆打扮……



  此《舞乐屏风》系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墓主人为高昌左卫大将军张雄之孙张礼臣。该墓共出土舞乐屏风六扇,屏风上画二舞伎四乐伎,每扇一人,左右相向而立。此图即为右边舞伎,其鬓发高挽,额描花钿,曲眉凤目,面颊丰腴,身穿蓝地卷草纹白袄,锦袖红裳,整个人物显得飘逸俊美,婀娜多姿。此图属初唐时期的绘风典范,这种对于世俗题材的倾向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唐朝的审美已从政治题材转向于世俗题材



画中人物造型体态丰厚, 面颊圆润,  画中人物造型体态丰厚,面颊圆润。


此图系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墓主张氏是武则天时安西都护府的官员,曾被授予上柱国勋爵。此画原为木框联屏,出土时已破碎,经修复,重现了大体完整的十一位妇女、儿童形象,描绘贵族妇女家庭生活场面,此幅弈棋仕女是整个画面的中心。她美鬓高耸,簪花耀顶,眉毛为当时流行的到八字晕饰,面色红润,丰盈肥美,上穿绯地蓝花袄,并有白纱披肩,下着绿花罗裙,从着装上看来她可能是六品官的妻子。

此画设色浓丽,线描细劲流畅富有韵律感,贵族妇女浓丽丰肥之态和细腻柔嫩的肌肤特点都表露无遗。所谓"双陆",同六博一样,同是掷骰行棋的游艺。据传,此游艺始于天竺,流行于魏晋,盛于隋唐,尤为贵族、闲雅者所喜好。此图粉本传为周昉所作,描写唐装贵族妇女以棋戏消遣的生活。图中间为二盛装贵族妇女对坐行棋,左右有亲近观棋,侍婢应候。它从一侧面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生活情调。


周昉,字景玄, 又字仲朗,生卒年不详,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出身贵族家庭,先后官至越州、宣州长史。工仕女,初学张萱,多写贵族妇女。


此画描写春夏之交时节一群服饰艳丽的贵族妇女在庭园里嬉戏、赏花的闲逸生活片断。图中六人,分成三组:右起画二人相对戏犬;中间画二人向左缓缓而行;左边画近处有一贵妇立于一株花树前,右手捏着一只捕捉来的蝴蝶,侧身回头注视着跑来的小狗和白鹤,又似与远处另一贵妇打招呼。画中的妇女体态丰硕,面颊圆润,服饰艳丽,但人物终日里在赏花、捕蝶、戏犬、赏鹤中消磨岁月,确实显得百无聊赖,这就真实地反映了贵族妇女奢侈闲逸生活中的苦闷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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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2/0005_1049353846.html 敦煌--孤寂古韵之美 佚名 绘画 2007/02/05 敦煌--孤寂古韵之美
飞天,佛教中的天帝司乐之神,以香为食
不近酒肉,每当天上举行佛会
便凌空飞舞,抛撒鲜花,以做歌舞。
故又称香神,乐神或者香音神。
这图中不止有飞天,也 有乐伎和佛像,
敦煌飞天与佛像,
那是一种完完全全彻底的惊艳,一种仰视,
一种神圣的妖艳,却令人不敢渎。。。。
孤寂、古神韵绝伦之美!
1 虔诚,静止
  心灵悄然
  如花绽放


2     正大仙容
  庄严圣像
手持那一朵莲花
  开在心中
便放得下诸多的烦恼


3   丝绸为路,香花似雨
  朵朵都是天上的仙苑
只这花好,又何尝落到人间


4
    纵然千手千脚
    七孔百窍
可解得了人世那千万的烦恼


5
   琴生流动,佛心垂首
        微笑静坐
      音乐已经传过三世


6
          闭目
    洒落一种随意的惊艳
      凡心渐次凋零
      坐成一尊不动的佛


7    一轮月亮落在莲池
    心事无尘图
荷花子在开


8   
  花色葳葳
灵光寂寂
舞 终生痴迷


9
    寂静轮回的寞里
数千个弹指的哀怨
唱尽舞尽,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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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2/0005_1035387517.html 王昭君千载琵琶作胡语 佚名 其它 2007/02/05       自古“和亲”的人不少,独王昭君的事迹,代代相传,妇孺皆知,这是什么原因呢?
  汉高祖时,娄敬提出和亲的建议,但吕后只有一女,不忍心将她远嫁番邦,因此和亲的计划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
  这中间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由于当时的匈奴单于对和亲大感兴趣,汉高祖刘邦死后,冒顿单于居然向吕后求婚,说什么“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城,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孤偾独居,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尽管亵渎得不成体统,可由于汉政权的力量还赶不上匈奴,吕后无奈,只好以宗室女乔装成公主嫁给冒顿,正式走上和亲之路。
  以后,西汉对匈奴和西域各国多汉和亲,都以宗室郡主冒充公主下嫁番王,而王昭君却是以民女的身份担任和亲的任务,事情便显得非常突出,格外引起一般民众的同情与关切,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件大事,文人墨客也便多对她进行描述、吟咏、赞叹,使王昭君的事迹广为流传。
  除了《汉书》、《琴操》、《西京杂记》、《乐府古题要解》等典籍,对王昭君的事迹有详细的记载外,历代诗人词客为王昭君写的诗词,就有五百零三首之多,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小说、戏剧等等。
  王昭君出生在著名的长江三峡中,一个叫秭归的地方,这里江水湍急,日夜咆哮,两岸悬崖峭壁,怪石磷峋,战国时这里曾出过一位著名人物,那就是屈原。
  王昭君出生时正值汉朝的辉煌盛世,百姓丰衣足食,但秭归这里比较荒僻,王昭君的父亲,带着两子一女,和妻子一道,耕种小得可怜的几块山坡地,种些杂粮维持生计,仍然过着勉强温饱的艰苦生活。有时还要替溯江而上的船只拉纤贴补家用。
  生活虽然清苦,但全家和乐,与世无争,更重要的是能够始终保持先人的传统,没有忘记她们也曾是受人尊敬的诗礼门第。王昭君有一个哥哥叫王新,有一个弟弟叫王飒,出力的活儿轮不到她,她除了跟着母亲娴习女红之外,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书习字,虽然生长在穷乡僻壤,却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汉元帝建昭元年,下诏征集天下美女补充后宫,王昭君年当二八,仿如空谷幽兰,自然被选入宫。
  从全国各地挑选人宫的美女数以千计,皇帝无法—一见面,首先由画工毛延寿各画肖像一幅呈奉御览。出身富贵人家,或京城有亲友支援的,莫不运用各种管道贿赂画工,惟独王昭君家境寒愫,更自恃美冠群芳,既无力贿赂,也不屑于欺瞒天子,使毛延寿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不但把她画得十分平庸,而且更在面颊上点了一颗硕大的黑德,等到汉元帝看到王昭君的画像时,嫌恶之余,更以为她是个不实在的女人,因此,五年过去了,她仍是个待诏的宫女身份。
  五年的时间不算短,与现在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还要长一点。王昭君除了担负一些宫中的轻便工作之外,有太多的余暇来读书写字,唱歌跳舞,研习音律与绘画,不断充实自己,磨练自己。然而午夜梦回,不免倍感凄清与孤寂,花样的年华一寸一寸地消逝,不知究竟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又如何上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呢?
  又是落叶迷径,秋虫哀鸣的深秋季节,冷雨敲窗,孤灯寒衾最易惹人遐思。想起西陵峡中的江水,更想起一家五日欢乐团聚的时光,愁思如麻。信手拿过琵琶,边弹边哼,唱不尽的是乡愁:

  一更天,最心伤,爹娘爱我如珍宝,在家和乐世难寻;如今样样有,珍珠绮罗新,羊羔美酒享不尽,忆起家园泪满襟。
  二更里,细思量,忍抛亲思三千里,爹娘年迈靠何人?宫中无音讯,日夜想昭君,朝思暮想心不定,只望进京见朝廷。
  三更里,夜半天。黄昏月夜苦忧煎,帐底孤单不成眠;相思情无已,薄命断姻缘,春夏秋冬人虚度,痴心一片亦堪怜。
  四更里,苦难当,凄凄惨惨泪汪汪,妾身命苦人断肠;可恨毛延寿,画笔欺君王,未蒙召幸作凤凰,冷落宫中受凄凉。
  五更里,梦难成,深宫内院冷清清,良宵一夜虚抛掷,父母空想女,女亦倍思亲,命里如此可奈何,自叹人生皆有定。

  这就是有名的《五更哀怨曲》。满腔幽怨,无限感伤,混合着浓重的乡愁与一丝丝的憧憬。
  王昭君无声无息地打发着漫漫的长夜和日复一日的白昼,意志消沉,“自叹人生皆有定。”然而,事实上命运总是在“有定”中包含着“无定”,汉元帝竟宁元年,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朝觐,王昭君的命运无意间起了突破性的变化。
  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时好时坏,这年匈奴内乱,分为两支,那单于领导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导南匈奴。利用这个机会,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击败北匈奴,并将那支单于诛杀,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连忙上书请求前来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
  呼韩邪携带大批皮毛及骏马作为贡品来到长安,对汉元帝执礼甚恭,汉元帝大为高兴,大排筵席,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席中呼韩邪提出“愿为天朝之婿”的请求。汉元帝乐得以此羁系呼韩邪,更为高兴,兴之所至,决定在未把公主出嫁之前,先让他见见朝佳丽,唬一唬他,于是下旨由那些后宫未曾临幸的美女前来侑酒。
  聪明的姑娘马上意识到这事的重要性,这是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个个浓装淡抹,希望借此获得皇帝的青睐。
  来了,宫女们一队队鱼贯而入,果然是花枝招展,娇娆婀娜,彩袖在桌上来去,香气在席间飘散。匈奴番王哪里见过如此多彩多姿的场面,不禁心醉神驰,浑然忘我。突然他看到了出墙红杏,犹如那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是那么突出,他震惊于她的美艳。聪明的呼韩邪立即向汉元帝提出:“愿为天朝之婿,不一定硬要公主,就在这些美女中选一名可以。”汉元帝心想:原本要物色一位宗室郡主,如今要在待诏宫女中挑选,岂不是省却了许多麻烦。于是漫不经意地答:“你看中了那一位,那一位就归你。”呼韩邪太高兴了啦,喊道:“就是她!”汉元帝顺着他的手看去,但见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盈盈为礼。汉元帝眼前的这位待诏宫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太美了,但皇帝金口玉牙,不能反悔。
  筵席结束了,呼韩邪意兴遄飞地回到驿馆。准备择吉迎娶汉宫美人,汉元帝却心中快快地回到后宫,找出了待诏宫女图册,翻到王昭君的画像,只见画像与本人有天壤之别,而粉颊秀靥上,何曾有什么黑痣。刹那间,汉元帝把失去王昭君的懊悔心理,转化成对画工毛延寿的愤怒,当即传命有司彻底追查,才知道都是毛延寿的索贿不成,故意将王昭君的花容月貌,绘成泥塑木雕的平庸女人,于是将毛延寿以欺君之罪斩首,对这件事,后人自有评说。

  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意思是毛延寿虽然胡作非为,而汉元帝也太过糊涂。正象王安石所讲:“耳目听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无论如何,汉元帝心中对王昭君的歉疚、悔恨、怜惜与不忍割舍的情绪一齐涌上心头,他要设法加以弥补,于是诓称:“妆奁尚未齐备,后三日即行。”他既然已无法留住王昭君,他必须好好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来享受王昭君,这就是才智平庸的汉元帝的想法自然与历史上雄才大略的皇帝之间有显著区别。
  汉元帝在未夫殿中召见王昭君,目睹一个冠绝古今的绝色美女,即将落入他人怀抱,心中那份窝囊劲就甭提了。他假惺惺地先说了许多安慰和鼓励的话,等到王昭君饱孕泪光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向汉元帝凝视时,汉元帝终于无法自恃,疯狂般地离开御座,饿虎扑羊般地抱住王昭君,踉踉跄跄地走向殿角的暖阁,像一个虐待狂一样地把王昭君折磨了三天三夜。
  临行之日,王昭君戎装打扮,妩媚中更见英爽之气,面向未央宫拜别了天子,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看了最后一眼长安,怀抱着琵琶上马而去。匈奴人马和朝廷派出的卫护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长安大街,沿途万人空巷,争睹昭君风采;眼看如此风情万种的美人儿,离开繁华的帝京,前往荒凉的胡地,陪伴一个垂垂老矣的匈奴单于,无不为之嗟叹不已。
  王昭君出了长安北门,一路晓行夜宿,渐行渐远,黯然神伤,随行的乐师们,一路上弹奏着琵琶,以慰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声声令人肝肠寸断,回望长安已经了无踪影,王昭君手弹琵琶,吟出一首“怨词”。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芭桑。
  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行云,上游曲房。
  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没沉,不得颉颃。
  虽得委禽,心有徊惶,我独伊何,来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进阻且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中原正是春暖花开的三月,塞外犹是寒风凛冽的季节,真个是“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如何不回头。”王昭君终于在漫漫长路中病倒了,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养病期间,她想起了父母兄弟,也想到了曾和她缠绵三天三夜的大汉皇帝,于是挑灯披衣,儒泪和墨,向汉元帝写信:

  臣妾有幸得备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适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惟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绝耳。有父母有兄弟,惟陛下少怜之!

  出了雁门关,匈奴大队骑士、毡车、胡姬前来迎迓,抵达王庭之日,但见平沙雁落,黄尘滚滚,牛羊遍地,无边青草。一座座帐蓬中,张灯结彩,欢腾达旦,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亦即安宁胡地的皇后),百般迁就,以博取她的欢心。然而胡笳悲鸣,骏马奔驰,饮腥食膻,异邦风月,使王昭君总是对故国充满思念之情。所谓:

  汉使回朝频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王昭君出塞以后,汉元帝依照她的意思,把她的父母兄弟一齐接到长安,赐宅赐田,妥善安置。而呼韩邪自得汉廷绝色美人之后,心中大为高兴,整天置酒作乐,并遣使致送大批玉器,珠宝及骏马,以报答汉天子的特别恩遇,甚至上书愿保境安民,请罢边卒,以休天子之民。汉宣帝在看了郎中侯应上奏的“十不可”之后,谢绝了他的这一好意。
  就在王昭君抵达匈奴王庭三个月后,汉元帝在思念与懊恼的前提下,恹恹病榻,拖到初夏时节,竟在榴花耀眼中崩逝。
  第二年,即汉成帝建始元年,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取名伊督智牙师,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老迈的呼韩邪去世,这年王昭君二十四岁。
  一个美艳的少妇,三年的异地生活,逐渐习惯了喝羊奶,住毡帐,骑马射猪,也学会了一些胡语。
  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继承了单于的职位,依照匈奴的礼俗,王昭君成了雕陶莫皋的妻子。年轻的单于对王昭君更加怜爱,夫妻生活十分恩爱甜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长女叫云,次女叫当,后来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雕陶莫皋与王昭君过了十一年的夫妻生活而去世,这时是汉成帝鸿嘉元年,王昭君已经三十五岁,正是绚烂的盛年,不必再有婚姻的绊系,好整以暇地参予匈奴的政治活动,对于匈奴与汉廷的友好关系,着实产生了不少沟通与调和的作用!
  王昭君的兄弟被朝廷封为侯爵,多次奉命出使匈奴,与妹妹见面,王昭君的两个女儿也曾到长安还入宫侍候过太皇太后,这位太皇太后就是汉元帝的皇后,她有个著名的侄子王莽,先谦躬下士博取虚名,后玩了一套所谓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夺取西汉政权,建立“新”。可惜匈奴单于认为“不是刘氏子孙,何以可为中国皇帝?”于是边疆迭起,祸乱无穷。
  眼看自己创造的和平岁月毁于一旦,王昭君在幽怨凄清绝望中死去,葬在大黑河南岸,墓地至今尚在,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五十里的黄河岸边,据说入秋以后塞外草色枯黄,惟王昭君墓上草色青葱一片,所以叫“青家”。
  关于“青家”也另有解释:《筠廓偶笔》:“王昭君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濛作青色,故云青家。”《塞北纪游》上也说:“塞外多白沙,空气映之,凡山林村阜,无不黛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垓朦胧,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家。”
  历来提到“青家”的诗句很多。如白居易的“不见青家上,行人为浇酒。”杜牧的“青家前头陇水流,燕支山下暮云秋。”
  王昭君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明妃”,系西晋时,为避司马昭的讳,改称“昭君”为“明君”,后渐渐有“明妃”一说。
  对昭君出塞历来评价颇多,评价各异,如:
  杜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家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李白: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
  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两人都对昭君出塞,墙予无限的怜惜与感叹。另外还有:

  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
  燕支常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
  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家使人嗟。

  王安石也有吟咏王昭君的诗,他另创新意,不落俗套,认为王昭君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无语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植拔春风手,弹着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家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此外欧阳修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也与王安石的意思相同,前后辉映,以理度情,从人性角度着墨,使人更能了解王昭君在出塞前后的悲苦之余,也未尝没有另一种迷离心情,也未尝不是人生价值的另一种实现。“青家”墓碑上也刻有:

  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这首诗,包括“和亲果使边烽消,鹿阁何人许共论。”总算对王昭君出塞和亲,有了公允的论断。
  王昭君的儿子右逐日王一系后来日益强盛,与东汉交恶,被窦宪追击,一路西窜,越过葱岭进入欧洲,占领哥特人的地盘引起罗马帝国的崩溃,在欧洲大陆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也就是后来的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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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2/0005_1002137910.html 现存中国最早的珍贵历史照片 佚名 其它 2007/02/05   人类有许多方法描述历史。 只有摄影能使人们澄清偏见, 记忆复活…… 法国人方苏雅以实证风格纪录了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社会现状。从这一点上说,他也是出色的旅行家、摄影家。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1899-1904年期间法国驻云南的最高外交长官。任满回国后,他与妻子到了乡间,在一座名叫“小中国”的庭院里隐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没有儿女,留给夫人的是装在一个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国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

  “人上人” 1899年 云南

  通过一种特殊装置,
戴瓜皮帽的人骑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为了让对面出现的方苏雅的行李队先行通过。这种情况在两支马帮相遇时更为惊险,必须在听到前方的马铃响后提前做好准备。只能单行的狭窄古道常常一边悬空,一匹受惊的马就足以酿成整个马帮的惨祸。

处于画面中心的一把洋伞所代表的身份与权势,
通过竹杆压在两个轿夫的肩上。其实方苏雅更关注“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据他记载,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

  顶草帽的背夫 1903年 云南—川藏

  从背景中石垒的房基来看这里已进入藏区。顶在茶包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在照片构图中起重要作用的三根木柱及其构成的十字架和“门”形框更赋予整个画图以宗教般的庄严。无论方苏雅本意想表达何种内涵,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凝视这一情景时所能感受到的,除了凝固的历史外,也有一种行吟式的抒情。图右方苏雅拴在木柱上的坐骑暗示了整个拍摄过程。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身着龙袍的方苏雅 1900年

  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
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展览),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方式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
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行到水穷处 1899年 广西

  桅杆上的船工正在解帆。在如此狭窄的水道上,
方苏雅一行人只能压缩行李,改乘小舢板。他的行李中包括7支步枪,7部照像机,4支手枪,3部中国阴历通书,3个秒表,1个晴雨表,4个温度计,5个指南针,1个照准仪和最大1.6米长的几个双筒望远镜。当时法国外交部派他以驻云南府(今昆明)总领事的身份从广州去云南考查,途经广西和贵州。请注意光秃秃的山坡,在一百年以前,作为一个殖民者的方苏雅就在到云南途中对中国境内无节制的乱砍滥伐感到痛惜。

接船的庞大马帮 1900年 曼耗

  这是方苏雅第二次进入云南时弃船登陆的情景。这次他从越南老街出发,
溯红河而上,在曼耗登陆。第一次从广西进入云南时他仅个人行李就有56个箱子,动用挑夫、轿夫两百余人;而这次他的行囊中还包括40多驮步枪、弹药和20万法郎的银钱,因害怕被抢劫而把钱藏在床垫里。
行进在“秀丽木桥”上 1900年 蒙自附近

  照片摄于到昆明途中。据方苏雅记载,
这座通往沙滩的“秀丽木桥”长达350至400米,是红水河的一条支流。从照片上看,方苏雅的队伍几乎将整座桥占满,人数总在200人左右。其中方的卫队人数不多,大部分是苦力

假虎威 1900年 昆明法国领事府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
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神秘的茶马古道 1899—1904年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
滇、藏、川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一条滇、川经西藏通往南亚西亚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连接着湍急的河流,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这是商人、探险家和马帮踏出的路。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这是亚洲大陆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长在千里以上,其中以云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马帮交会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自云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与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香料等等在这一带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马互市,宋代于雅安设置“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

  当京滇公路未修筑时,这条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无日不有官商游客往来,人背马驮的货物也时时可见,因而每一个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时甚至几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称繁盛官道。话虽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有人甚至认为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苏雅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拍摄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桥梁,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1904年他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并传真地记录了这一古道的重要特征:人背马驮-茶叶·马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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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2/0005_0944378230.html 中国顶级精品国粹刺绣 佚名 其它 2007/02/05

中国顶级精品国粹刺绣

中国顶级精品国粹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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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2/0005_0924118163.html 中国刺绣的起源 佚名 其它 2007/02/05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之一。被世人誉为"衣冠王朝"。中华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服饰文化。人们常常利用刺绣来装饰衣、裙、衾、枕等成活用品,美化生活,创造美的世界。

   中国的刺绣源远流长,在世界服饰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中颇有影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百花园中瑰丽多姿的一朵越开越艳丽的奇葩。在刺绣行业中,苏绣、湘绣、蜀绣、粤绣是中国的四大名绣,享誉国内外。此外,还有京绣、瓯绣、顾绣、苗绣、卡绣、榕绣、汉绣、发绣、机绣、绒绣、剪绒绣、抽纱刺绣等等,都自成一派,使中国古老的刺绣业繁荣似锦,大放异彩。

   中国刺绣的起源

  中国刺绣起源于3000多年前,传说古代苏州有一位聪颖漂亮的姑娘,在结婚前正在赶制一件新嫁妆,在制作过程中不小心在衣襟上戳了一个洞。她急中生智用彩绒绣了一朵小花,不仅将破洞掩盖住,而且还显得格外漂亮,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首次启发,聪明的苏州人从此就开始喜欢穿绣花衣服了。根据西汉刘向所撰的《说苑》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吴人就开始把刺绣工艺应用于美化生活。到了三国时期,苏绣已发展到较高水平,据说三国时期的赵夫人利用自己既能画又能绣的特长,为孙权作的一幅"画绣",被时人堪称"针绝",从而赵夫人便成为"画绣"的鼻祖。

   中国的四大名绣-湘绣

  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是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吸取了苏绣和广绣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早在战国时期,湘绣就已有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娴熟的技艺。从1958年在长沙楚墓中发现的龙凤图案绣品来看,是在极细密的丝绢上运用连环针刺绣而成的,其针脚整齐、绣工精细,图案生动活泼令人赞叹不已。而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的湘绣制品有41件刺绣衣物和一幅装饰内棺的铺绒绣锦,绣品采用的图案有10余种,绣线均为未加捻的彩色散丝,色相多达18种。在刺绣的针法上,则采用了连环针、齐针(或平针)、接针和打子针等多种针法,使绣品产生针脚整齐,线条洒脱而丰富,图案多样的特点。而且这些绣品的绣工是非常娴熟的,具有很扎实的功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时期的湘绣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清朝,湘绣已遍及湖南广大城乡,处处可见"母友相传,邻亲相授"的传艺学艺生动场面,特别是长沙一带,湘绣成为家家户户的农村副业,农村妇女在劳作之余,不仅用绣针和彩线来美化生活,而且开始把绣花作为谋生的手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短短10多年间,在长沙一带新设立的湘绣绣庄就达40多家,大大推动了湘绣的刺绣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表现手段不断丰富,逐步形成了湘绣的流派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到了20世纪上半叶,湘绣的艺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表现手段更加丰富而细腻,名家名作不断涌现,湘绣人物"惟妙惟肖";而写意山水,则更是"色簪花,迹灭针绒"。这些"绝针"之作均出自于湘绣艺人的"神手",曾名噪一时,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誉。

   湘绣的"绝招"要数20世纪下半叶的双面全异绣,设计的巧妙和针法的变化二者结合得惟妙惟肖,使湘绣技艺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绣工可以在同一底料的正反面刺绣着画面、色彩、针法都不相同的绣品,这是刺绣技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例如,一幅《狮虎》座屏绣品德一面是一只仰天长啸的上山虎,而另一面是一只低手夜行的下山狮,一上一下,正面的虎头转到反面变成了狮尾,两面的形象迥然不同,令人瞠目。又如湘绣艺人采用传统的掺针、平针、游针等针法,绣制的《花木兰》绣屏。在绣品的一面是女扮男装,全衣铁甲的花木兰的威武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的诗意;而在绣品的另一面却是花木兰脱去战时袍,又着女儿装的闺秀模样。活生生地再现了花木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喜悦情境。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十分简要地概括出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凯旋而归的动人故事内容,将诗情画意融为一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这幅绣屏中,艺人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掺针、平针、游针等手法,运用高超的技艺着意刺绣,使花木兰这位英雄人物的形象呼之欲出,跃然于绣屏上,除了令人叹服之外,更是回味无穷。因此,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这也是湘绣在刺绣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流派。

     中国的四大名绣-粤绣

  粤绣是广东刺绣艺术的总称,它包括以广州为中心的"广绣"和以潮州为代表的"潮绣"两大流派。刺绣历史浦远,其技艺精湛,构图装饰性强,色彩浓郁鲜艳,绣绒平整光亮,文理清晰,绒条洒脱,金银垫绒立体感强,绣工娴熟,绣品富丽堂皇等独特的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从苏鹗所撰的《杜阳杂篇》中是这样描述广绣的精湛技艺的:"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股,染成五色,结为金盖玉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执幢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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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1/0016_1636544344.html 纸币常见的作伪方法及辨伪 佚名 其它 2007/01/16   由于珍罕纸币具有相当高的价值,所以就出现了伪造及伴随而来的鉴定工作。鉴定纸币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多方面的知识及长期积累的经验,才能真正洞悉毫厘、去伪存真。
  (一)纸币的伪造手法
  1.涂改与拼接
  涂改作伪是一种常见的手法,这种伪品有三个特征,一是取普通票涂改成珍贵票;二是将低面值改成高面值;三是涂改旧票较多,因为涂改新票容易察觉。曾见到一张李鸿章像的大清银行兑换券奉天拾元伪票,是利用民国元年黄帝像中国银行兑换券拾元旧票改成,这二种钞票的背景图案相同,同为美国印造。伪票上的李鸿章像系用相似颜色的旧票碎片拼凑而成,面容细部则以颜料描绘,稍加留意即可看出。
民国早期有一种涂改地名票,因当时各地银两与钞票的兑换率不同,所以同一银行的纸币也标明地名,分区域流通,有人为达到混用目的而涂改地名,因改动部分较小,其它图案文字纸张完全相同,所以不易发觉。
  近年来,集钞队伍不断扩大,难免鱼龙混杂,个别不法分子将一些早已废弃的旧票涂改成巨额面额的钞票或外币。如40年代的法币、关金、金圆券有不少是美国钞票公司承印的,正面下方有中文标明,于是就有人将这类纸币涂改成巨额美金,如1941年交通银行的25元法币被涂改成25万美金。实际上只要稍有一类纸币知识的人都知道美金上是没有中文的。也有人将1945年林森像五元金圆券,改成壹佰万元金圆券,还有人将此票上的中文全部涂去,改成50万美金巨票进行诈骗的事。
    1921年成立的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信誉较好,当年发行的钞票大多收兑回笼,这些回笼票被截去半张后销毁,另半张留存备查,但留存部分也有少量流出,钱币商将左右两半拼接,供给如饥似渴的集币爱好者,只是左右两半号码不同,容易识别。
  2、加盖伪造
  1941年中央银行印制藏文法币一千万元,以备在西康及西藏地区流通,这种法币系用民国五年英国华德路厂印制的中央银行壹元、伍元、拾元券加盖藏文而成,正面红色;背面黑色行藏文。这种加盖钞引起了集币者的兴趣,抗战胜利前后,四川就有人利用华德路伍拾元及壹佰元面值法币盖了藏文伪戳运至上海钞币市场出售,现已发现在同一字头千位数之内的伍拾藏文券中竞有几种不同的加盖,有加盖重庆地名、藏文倒盖;有无地名、藏文倒盖;还有无地名、藏文正盖的。这是不符合常理的,种种迹象表明,伍拾元藏文券根本没有真品,但其它面值的藏文券真假均有,真品的藏文油墨带有一定的光泽,字体也和伪品稍有不同。与伪盖藏文券同时出现的还有加盖重庆地名的各种法币。抗战胜利后,法币迅速贬值,所以有人利用它们加盖作伪售给集藏者。
  3.现代科技作伪
    在战争时期,经常发生敌对双方互造伪币的事情,如希特勒曾伪造了大量英镑,在二次大战期间抛入国际市场,用以购置军火及重要物品,给英国的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破坏。这种由国家制造的伪钞采用了最高级的科技手段,所以真伪较难辨别。在和平时期,利用高科技制造伪钞的都是一些不法分子或黑帮组织,专以牟利为目的。上述伪钞一般采用分色制版胶印的方法,而彩色复印机问世后也给伪造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早在50年代初,就有人伪造过民国三十七年版壹佰元人民币,因采用照相制版分色胶印的办法,所以较难分别,当真伪二张并列时,可发现真票的图像清晰伪票比较模糊,当使用一段时间后,伪票的纸质松散,更易发现。为了防止彩色复印制造伪钞,有的国家对彩印机控制使用,此外,彩色复印件的尺寸总和原件有一些差距,且没有水印,仔细核对还是能识别的。
  现代造伪钞往往从纸张到印制全套照搬,他们使用了高性能的印刷设备,经过胶印、凹印及胶凹套印等复杂过程,使伪钞的纸质、油墨的凹凸感都和真品相去不远,如1982年香港一伪钞集团利用日本和台湾的设备和原料,伪造拾元面额人民币6万余张,泰国一伪钞集团在曼谷伪造了美钞250万张。近年在我国南方各省发现了伍拾元及壹佰元面值的伪钞,其纸质较薄软、图案清晰度较差,但在弱光下很易疏忽上当。现代伪钞的制造技术甚高,其欺骗性及危害性也越大。
  (二)纸币的鉴定及防伪
  鉴定纸币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要了解每个时代的纸币风格、行文沙惯及书法特征。伪造古钞最困难的就是模仿古人的文字,因为每个时代的书体都有各自的特征,这也是鉴定古代书画的重要依据。宋代钞版上的文字和宋代湖州铜镜上的铭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文字粗犷有力,犹有北魏遗风,金元纸币上的文字大体仍和宋代相似,但渐趋流畅。元代出现了几位大书法家如赵子昂、鲜于枢、柯九思等,对明清人的书风影响极大,而明清纸币文字也秀丽工整,一丝不苟。至今发现的一些古钞伪品文字大多属清以后的书风。又古钞上的花纹也繁密细致,以防伪造,它们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如元明纸币边栏上的凤鸟及缠枝花纹与元明青花瓷器上的花纹十分相似,而伪钞上的花纹大多粗制滥造,和时代风格不符。
  古代文字要求简练,伪造纸币处罪的条款一般就直接刻于钞版印在纸币上,不需要另外加盖,所以加盖条款太多也有画蛇添足之嫌。旧纸币历经岁月,常有流通折叠的痕迹,如长期为人收藏,即使没有破旧残损,也要泛黄变色,有些古钞纸张印色全新,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
  最近发现的1926年湖南柴山洲特别区第壹农民银行壹元布币很有探索的必要,此币以前仅有文字记载,今据物主说在当地废墟断垣中觅得,但奇怪的是经过65年仍赫然如新,印色鲜艳,布质为高支数的府绸,不是记载上所说的白竹布。所以泉币界大部分意见认为是新做的伪品。
  鉴定纸币除了掌握上述这些基础知识外,还必须懂得真伪的三大要素。
  1.纸质的研究
  各时代纸币的纸质往往不同,研究纸币的真伪必然要研究纸质。因为纸币要长期流通,所以纸质必须有相当的韧性,古代一般以桑皮为原料,并增加纸张的厚度,目前见到的元钞都是这种纸张,因岁月的侵蚀,其色泽不一,有深灰色、灰绿色或灰中微带黄色等数种,但既厚且韧是一致的。明钞的纸质较差,一般利用公文、试卷等废纸再生后印钞,因当时未作漂白处理,墨迹残留,多呈青黑色,较元钞色泽更深,质地也不够紧密,有粗松的感觉,折叠处常有破损。清代的户部官票用的是淡米黄色或白色的厚纸,质地坚韧,大清宝钞则有厚纸、薄纸两种,薄纸一种质量较差,为咸丰后期粗制滥造产品,也有少量系当时私造的伪钞。真票在印制发行时通常每百张钉成一叠,所以在纸币的天头正中往往有一小孔近人伪造古钞,一般找不到合适的纸张,或用宣纸代替,再人工做旧,如烟熏染色、添加水渍等等,但纸质的单薄脆弱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宣纸一且流通,马上就会破损,所以不会是真品。也有人取桑皮纸伪造,但现在桑皮纸都很薄,呈半透明状,或用几张桑皮纸叠起来伪造,都可以看出问题来,因为真正的古钞是用单张的厚纸。然而此规律不适用于近代,如清后期公私钱局票号发行的各式钞票所用纸张质地也薄,但面积小,一张面值千两的银票往往只有户部官票的一半,使用时不需折叠,这就解决了纸薄易损的问题。一般来讲,同治、光绪年间的铜元券多用颜色较深的皮纸或淡黄色的元书纸、毛边纸,银两票多用洁白的单宣、夹宣。光绪、宣统年间开始采用机制道林纸,并用铜版或钢版印刷。当时京津地区的万义川银号既有道林纸的横式票,也有用传统纸张的红色一元、五元票,这种纸张洁白细腻、富有弹性,坚厚有如小羊皮,为一种特制的棉宣,它处末见,所以无法伪造。清末民初英商在中国设立麦加利银行,发行纸币自成一格,每张纸币都由小型的整张纸印成,其四周毛边不加裁整,一般也无法伪造。民国以后基本上不再使用传统的国产纸张,改用机制纸张,对它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世界各国的造币纸都以特殊方法制成,除了具备耐磨、耐折叠、坚韧等优点外,日币纸张采用了本国独有的植物纤维原料,美钞纸张夹有不规则的红、蓝彩色纤维,瑞士法郎、英镑、港币等在纸张中夹有一根金属或塑料制成的安全线,对着亮光可清楚的看到一根黑线贯穿整张纸币。如这类印钞纸很难伪造。
  近年伪造的苏维埃根据地纸币通常可在纸质上发现问题,由于仿造者找不到当年的纸张,就用其它纸张代替,如鄂东总行贰串文券、大风区贰串文券、鄂东农民银行壹串文券、铜鼓县生产合作社壹角券、贰角券等均以二张浅棕色土纸粘合而成,与真品不同,因为鄂东与江西铜鼓地属两省,制钞纸怎么会纸质相同,且完整如新?所以是近年造的伪币。
  2.纸币上的水印及暗记
  为防止伪造,印钞纸上常预先做好水印。水印依靠刻有文字图案的两个金属滚筒滚压而成,放在光线下有透亮的感觉。如现在的人民币上就有方足布、五角星、毛泽东头像、天安门等不同的水印多种。利用彩色复印机复印出来的伪钞没有水印,在水印的位置上仅有浅灰白色的轮廓,无透明感,用照相制版印刷而成的伪钞也和上述情况相同。
  钞版在雕制过程中,常会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按放一些暗记,如中国农工银行1932年美钞公司承印的一元、五元、十元纸币背面的纺织图中有英文字母暗记:A、B、N、Co。含义为美国钞票公司。中国银行1941年大东版贰角券正面长城图案中有中国银行、唐霖坤雕刻等字。中央储备银行1940年贰角券正面中山陵右侧之林木中有一“悼”字,指当时负责制版的工务长王悼卿。同年之五角券有“中央马”三字暗记,中央指银行名,马指工务长马阔岩。中央储备银行1944年贰百元券的正背图案中有“US—AC”四个英文暗记,当时传为“美国来了”之寓意。实际上反映了广大人民仇视日寇的心理。这种钞票上的暗记在早期印刷伪造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因早期伪钞上的图案总不及真品清晰,这类暗记在复制过程中会变得模糊或消失部分,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其防伪作用已有所削弱。
  3.纸币上的号码及签字
  对纸币逐张编号也是防伪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早期纸币的发行量尚不过大,一些信誉较好的银行每隔数年就要回收旧钞,代以新币,回收的旧钞按原号顺序排列,每一百号扎成一叠,切去一半后销毁,一旦发现有同样号码的旧票出现,就可以及时追查,直至破获伪钞集团。为了缩小号码数字,更有利于核对检查,在号码之前一般有1至几个冠字,冠字与发行年份、发行数量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样可以防止杜撰冠字号码。据1991年7月江苏《盐城钱币简讯》报道发现了两张大小、面值、图案、编号完全相同的盐阜银行贰角券,推测是印刷时号码机失灵造成,所以同为S264132,这是在当年特殊环境下产生的,要是在现代纸币中发现这种情况,其中必有一张是伪钞了。
  纸币上的签字是早期的一种防伪措施,如30年代之前的外商在华银行纸币,有不少是由银行负责人亲笔签名的,这种签名很难模仿。后来因纸币发行量过大,签名也只得依靠印刷而成。有时也将钞票印刷与签名印刷分在两地进行,以防疏漏。1934年时,由英商德纳罗公司承印中国银行天津一元、十元票两种,原拟抵津后再印签名,但在运输途中,全部壹元票被身份不明之人抢走,该票正面为农夫驱牛耕田图案,抢钞者遂伪造了签名以冀混用,因墨色暗淡,字迹粗劣而易被人识破。中国银行急于第二年改印马耕田图案一元票大量投放市场,而1934年的牛耕田一元票因失去了价值被人销毁,至今发现不多,反成了旧纸币中的珍品了。
  今后鉴定纸币还可以采用x射线荧光分析方法,无损测定某一种纸币的纸质或油墨、印泥成分,这种方法已经在古书画鉴定中试用,效果比较理想。一般印泥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殊砂),然而有人对大明通行宝钞上的印泥作了成分分析,结果却大吃一惊,其中没有汞元素而只有铅元素,说明该大明宝钞用了硫化铅印泥,由于只用了一张做试验,目前还不能肯定所有的大明宝钞都用这种印色。荧光分析的缺点是价格昂贵,如能普及的话一定能对纸币鉴定带来很大帮助。   ]]>
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1/0016_1635083642.html 古钱的作伪与辨伪 佚名 其它 2007/01/16   1.古钱作伪的主要方法
  (1)翻砂法。
  翻砂法是我国古代铸币的主要工艺法。隋以前铸钱多采用钱范铸造,自唐代开始,则采取母钱翻砂的技术,不管是哪一种铸造方法,除了某些历史时期外,总体上说都比较讲究铸币的工艺质量,钱币的质地一般都比较紧密细致,流传至今,表面自然产生一层色呈深褐色的包浆,让人感觉火气尽退,色泽柔和。而伪品的铸造工艺一般比较马虎,致使钱质疏松,让人感到火气很重,钱面砂眼和气孔虽经打磨,但总不及自然磨损而显得光滑。
  制造伪钱一般采用母钱翻铸的方法,极少有用钱范作伪的。古代铸钱,放入砂箱中的母钱不止一枚,而是整箱,由于是整箱翻砂模,砂模压力均匀,铸造出来的钱币厚薄一致。而作伪者一般仅雕刻一枚母钱,不是整箱翻砂模,因此,同样是母钱翻铸,由于母钱的数量和铸造工艺不一样,翻铸出来的钱币厚薄因变形而不同。
  古代铸钱从砂模中取出的钱币毛坯往往成树形,需要加工打磨,由于古钱形制是方孔圆形,所以翻铸出来的钱币毛坯被串在同一根方棒上,同时旋转打光,钱币边上留下的锉痕并不成直线状,而成弧线形,与钱边平行,从清代咸丰钱中的一些大钱还可以隐约地观察到,即使如此,由于年代的久远,钱边的锉痕或者消失了,或者已不很清晰了。相反,作伪者锉毛坯时只知道反复锉磨,使钱边光滑就行了,形成钱边的锉痕杂乱无章,或者呈直线状,使人有一种全新的印象。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王莽布币的加工方法与众不同,它们被加工时尽管也可能数十枚地串在一起,由于形制上并不是圆的,所以锉磨的痕迹或与钱面垂直,或与钱面成一定的斜交,成直线状。而赝品一般并不注意这些,大多留有合模范线。
  鉴定钱币,钱穿即钱币的方孔也是应注意的地方,这是作伪者往往忽略的地方,古代的钱币加入商品流通领域之后,人们使用时是用绳索之类的工具将钱币串在一起的,所以,随着钱币流通时间的增加,钱穿经自然磨损已不再像新出炉的钱币那样棱角分明了,有的甚至会造成钱穿变形。伪钱却不同,钱穿方整有棱,留有新锉痕迹。
  由于作伪者使用真钱翻制砂模时用力不匀,不但使钱币厚薄不同,而且容易造成钱币文字的高低也会不同,这种情况在真正的古钱中不多见。
    由于用翻砂法作伪会带来如此多的麻烦,容易被识别,因此,作伪者常常会加上一些铜锈来加以迷惑,这就需要我们具备多方面的鉴定知识,而不单单从翻砂这一点来推敲是否作伪。
  (2)改刻法。
  这种作伪的方法比较重要,就是将一枚普通钱币经过加工改刻之后,变成一枚珍贵的钱币。改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利用流铜进行改刻。古代铸钱,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铜钱表面会留下浇铸时遗留的铜液结晶,钱币界称这种结晶为流铜。流铜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作伪者眼里却成了可以利用的对象。这些流铜往往被刻成星纹或月纹,也有的则被刻成文字,这些被刻成的星月纹或文字一般位置都不正。
  一种是直接在钱币表面阴刻文字。出现阴刻文字的钱币大多是半两和五株钱两种。作伪者常常会在钱币表面刻上一些吉语或意义隐晦的符号、数字和文字,也有的在钱币边上或肉上刻上一些花纹图案,这些附加在钱币上的文字、符号、数字和花纹,由于是后刻上去的,往往与整个钱币不相协调,给人有一种多余感。
  一种是对原有钱文进行改刻。这种改刻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对钱币面文的改刻;一是对钱币背文的改刻。
  战国时期齐国铸行的“齐大化”三字刀发现较多,算不上什么珍贵,而“齐返邦张大化”六字刀却不然,发现较少,于是,作伪者利用六字刀不易得而收藏者又急想得到的心理,将三字刀改刻成六字刀,混水摸鱼。乍看起来,这些假的六字刀形制规整,符合先秦齐刀特征,文字有的也一样,但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文字排列拥挤和改刻时留下的刀痕。对钱币面文改刻,有的采用将文字铲去,如将太平天国背圣宝小平钱的“天国”两字铲掉,使之成为出谱的横读“太平”背“圣宝”。又如将康熙通宝之“熈”字铲去第一笔撇划成简体字“熙”形,等等。在改刻的钱币中,有一种利用旧有光背铜钱磨去面文进行改刻,比如有一枚直读半两钱,粗看上去,制作、锈色、包浆等都相当的好,但看文字却让人生疑,“半两”二字与钱面一样平,这在秦汉半两钱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细细品味,“半两”二字系人工琢刻而成,文字笔锋处留有刀痕。
  据说,改刻钱币还有一些离奇的方法,例如利用古铜镜刻成钱币等。
  以上这些改刻的方法,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作伪者为了使改刻的地方不露痕迹,经常会施以假锈,这种假锈正因为是假的,所以与钱币自然生成的真锈不一样,容易剥落,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与整个钱币极其的不相协调。然而,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仿清代雕母的赝品。由于清代距今不远,雕母大多没有锈迹,这样便给了作伪者可趁之机,不再需要像改刻其他钱币那样做假锈。如何区别雕母真伪呢?凡是真品雕母都用精铜雕琢而成,色泽温润、金黄,刀痕尽化而光滑,文字自然生动,浑成一体,而伪品却不然,不仅所选择的铜料不及真品,而且刻工粗糙,又由于是模仿之作,钱面文字总显得有些呆滞,缺乏精神,尤其是满文,特别要当心的是那些出自清代钱局雕模工匠之手的雕母仿制品。作伪的雕母中有些是用翻砂铸成的,则比较容易识破。
  (3)嵌补法。
  嵌补法是钱币作伪的又一重要方法。传统所说作伪的挖补法、拼合法、打制拼合法等,可以嵌补法一言以蔽之。
  古代钱币常常会因错范或移范而形成一些比较特殊的版别,例如合背,这种因铸造工匠疏忽而形成的版别,一般都要比普通的钱币为少见,对于收藏者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品种。作伪者利用这点,或者将两枚钱币磨得很薄之后粘合在一起,或者各取钱币的一半粘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少见的合背或面文。用这种方法造假的钱币,无论从文字、还是从锈色等方面观察,似乎都无懈可击,但轻轻地扔在台面上或地上,发出的声音与真正的合背等钱币相比较,真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些厚肉赝品的制作方法也类同于此。
  挖补作伪是嵌补法中一种较为常见的方法,这种方法大有偷梁换柱的感觉,即挖出钱文中的一个字或两个字,然后用其他钱币上的钱文代替补上,使之成为珍稀钱币。如北宋“圣宋通宝”小平钱是罕见珍品,作伪者将普通的圣宋元宝钱之“元”字剂去,然后取下与宋钱文字风格接近的其他钱文中的“通”字粘在“元”字的位置上,就成了一枚“圣宋通宝”。再如将“庆元通宝”的“通”字剜去,以“洪武通宝”的“武”字嵌入,就成了“庆武元宝”,变成了一种臆造品。挖补作伪的方法容易留下以下的痕迹:一是,嵌入的文字与其它钱币文字风格不一致;一是嵌补文字的地方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或用假锈遮盖。前者只要熟悉一个时代一种钱币文字的书法风格,还是比较容易辨识的,后者除了用传统方法辨别外,还可以用现代科技的探伤仪器进行识别。
  钱币作伪除了翻砂、改刻、嵌补三种主要方法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比如使用腐蚀法,在一块铜片上用油漆或蜡勾勒出所需要的钱币轮廓、穿孔、文字,再放入腐蚀剂中,待一段时间后取出。用这种方法作伪的钱币比较少见。现代人作伪不仅运用传统工艺,而且还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例如运用电脑,尽管这种方法在古钱作伪中还不曾见到,据说在银铜币膀品中已有发现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2.古钱辨伪的方法
  (1)传统鉴别法
  ①辨字:
  我国的货币文化从产生、演变与发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字,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在中国,当金属铸币产生之时,就在钱面上铸造了文字,或表示币值,或表明地名,或为钱币之名称,没有文字的铸币相反倒显得比较少见。不同时代的钱币钱文具有它所在时代的文体风格和韵味,后人尽管可以学习前人,但毕竟是一种摹写,充其量也只能达到维妙维肖的程度,由于手势、运笔、气力等方面的差异,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这样,对古钱上的文字进行辨伪,就成了钱币鉴定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这里,我们可以举较为典型的不同时代的钱币文字特征来加以说明。
  先秦时期是我国货币发生、发展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商品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货币经济得到了确立,金属铸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时期的铸币主要有刀币、布币、圜钱和楚货币四大系列,无论是哪一个系列的货币,它们大多铸有文字,这些文字一般所具有的特征是:纤细、流畅、售秀,布局随意得体。由于先秦铸币文字是用刀直接刻在钱范上铸就的,所以,文字留有明显的刀刻笔意,并且一气呵成,没有改写的痕迹。又由于当时铸币文字是由铸钱工匠所为,所以文字并没有同时代青铜容器上的铭文来得规矩、严谨,布局相对来说也显得粗放,但前后连贯呼应,生动自然。先秦铸币文字所具有的这些时代特征,即使是一位对此颇有研究的行家,也难以达到出神入化、毫无差异的程度,更何况大多属势利之人的作伪者们呢?
  以悬针篆体自成一格,为后人所推祟的王莽钱币除货泉、大泉五十、货布、大布黄千外,其它都比较少见。因此,存世的赝品就显得比较多些,有的超过存世真品本身的数量。通常所见的王莽钱伪品主要有货布、大布黄千和一刀平五千三种。一刀平五千又称错刀、金错刀,真品“一刀”两字在环首的肉上,为阴文嵌金,伪品则或无“一刀”两字,或“一刀”两字为阳文,据说还有用金粉之类的东西描写“一刀”两字等,作伪方法相对来说容易辨识些:货布、大布黄千尽管存世和考古发现较多,但由于其文字、制作之精美,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深受收藏家们所喜好,就文字书法而言,货币、大布黄千的钱文最能体现王莽钱文的风韵和水平,纤细而有力,流畅而售秀,布局得体而完美,真品一般字口比较生辣、峻削,而一般作伪的方法是用真品翻制,铸造出来的赝品尽管文字与真品达到了形似一致,但缺乏原来的生气,而显得木然,字口浅平。此外,还存在着一些制作加工方面的缺陷。
  钱币钱文的鉴定,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通过接触大量的实物加以体会、咀嚼,然后才有可能了解和掌握每个时代每种钱币钱文的书体特征和风格。此外,最好具有良好的书法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
  ②辨锈:
  辨锈,是鉴别钱币真伪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辨锈,即辨别铜的锈色,一般指铜锈。铜锈是指由于铸造年代久远,铜钱表面形成的一层氧化物。这种氧化物,又由于地理、地质、入土时间等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堆积程度亦不尽相同。。这种在钱体表面由铜胎自身发出来的质地坚硬牢固的小粒或块状铜锈,一般称为“自然锈”或“硬锈”,用指甲或刀削等难以剔除,分布自然得体。铜锈因土层所含的化学元素不同,显现出来的颜色也不大相同,主要有绿、红、蓝三种。
  辨锈,首先要知道假锈的一些作伪方法,要不然,就会真亦假、假亦真,真假混淆。根据前人的经验,我们将假锈的主要制作方法归纳如下:
  a.用漆和颜料拌和涂在伪钱上,做得好的几乎可以乱真,但时间一长,容易脱落。
  b.用松香或胶水及颜料拌和做假锈,效果没有第一种方法好。
  c.将伪钱放入潮湿的土中或半于湿的地方,使其自然生锈,这种作伪方法需要的时间较长,产生的效果比前两种来得真切,但一经磨擦,仍易脱落。
  d.将伪钱浸在醋中,加入硫酸铜,形成的绿锈带有结晶状。
  e.将伪钱浸入硫酸溶液中,尽管会迅速生锈,但钱币表面受损严重。
  f.将铜锈配上粘合剂、酸类溶液,涂在伪钱上作伪,这种方法产生的假锈比较牢固,锈色真切,但缺乏神采,容易使人上当。
  知道了假锈的作伪方法,对我们鉴别铜锈真伪大有好处。无论用什么方法制作的假锈,其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是:质地松脆,由于大多不是由铜胎内部自然产生,而是利用化学反应的方式,所以,一般都浮在钱体表面,用指甲或刀削等很容易被剔除,因此又称为“浮锈”或“粉状锈”。真锈由于是自然形成,其分布随意得体,没有矫揉造作之感,而假锈却不然,由于要做得逼真,能与真品混淆,在铜锈分布上,作伪者往往刻意琢磨,最后反而露出了马脚。
  在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安徽、江苏等地发现的钱币中,钱体表面也会生成类似粉状锈那样的真铜锈,对具有这种铜锈的古钱不能一概而论地都定为赝品,它们真假的区别在于,钱币真品生成的类似粉状锈的铜锈不像假锈那样浮在钱体表面,而是由铜胎中自然发出,因此,与钱体连成一片,不易剔除。鉴别钱币真伪时,应该尽量多地了解有关钱币的来源、发现地或出土地等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钱币表面不是都有铜锈的,先秦时代楚国金版就是如此,尽管相距今天有近二千年的时间,其色泽依旧,金光闪闪。鉴定这些东西,光凭锈色,会一无所获,不知所措,这就需要同文字和当时的制作技术等结合起来分析判断。辨别无锈的清代钱币使用同样的方法。
  钱币大体上分为“生坑”和“熟坑”两种,生坑是指新出土不久的钱币,表面一般氧化比较严重;熟坑,是指未经入土的传世品。熟坑的钱币经过人们长期流传、抚摸,钱体表面自然生成了一层呈褐色或深褐色等色泽的保护膜,这层保护膜俗称为“包浆”,虽是极薄的一层,但放在水中煮洗不会脱落。伪造的包浆一般是放在煤烟、油烟上熏黑,再上蜡打光,如用水冲刷,会基本消失。还有一种是将钱币放入煤堆等黑色素集中的地方,时间久了,也会在钱体表面形成一层黑色薄衣,打光之后宛如包浆一般,对此应特别加以注意。包浆中比较常见的是呈黑褐色的传世古色,又称“黑漆古”。传世古色伪造的方法常常见到的有两种:一是将伪钱用火煅烧,取出后使之冷却,钱的表面便产生黑色,再放在衣袋里,经过一年半载,色泽光润,与真钱相似;或待角火煅烤冷却之后,用布沾上油脂在钱体上搓擦。这种方法偶有带红锈的。二是将伪钱用盐酸或硫酸浸一、二日,取出便现黑色,用前种方法加工,色泽与真的传世古色相同。对于这种带有传世古色的伪钱除了采用识别真假包浆方法外,还应根据文字、形制和制作等加以仔细辨认。
  ③辨形制:
  钱币的形制一般由政府明文规定。形制包括钱径、钱穿的大小,钱体的轻重厚薄,内外郭的宽狭,钱背的深浅等诸方面。我国自金属铸币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以来,不同时代的钱币形制并不完全相同,有的近似,有的大相径庭。熟悉历代钱币形制变化,对鉴定钱币真伪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我国钱币形制大体经历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仿制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二是方孔圆钱,三是机制不带方孔的圆钱,如银元、铜元。
  先秦时代的钱币形制尽管众多,但仍可以理出几条主要线索来。先秦货币可以分布币、刀币、图钱和楚货币四大系列。布币是由仿制青铜农具钱搏而来,各种布币的主要区别在于首部、肩部和足部,一般都比较轻薄。刀币是由仿制青铜工具刀削而来,形制上基本相似,齐刀大而厚重,明刀和圆首刀则轻而薄小。圆钱一般为平背,齐、燕两国铸行的方孔圆钱面有郭,三晋地区的圆孔钱则没有,据说它们都是由仿制玉壁而来。楚蚁鼻钱是仿天然贝而来,金版仿龟背而来。先秦货币形制在中国货币史上独树一帜,与其他历代货币风格迥异。
  秦汉六朝时期开始,我国货币正规化、一统化,一般都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制。这种方孔圆钱的钱币形制一直被延续到民国初年,历时二千余年。秦汉六朝时期,半两钱除四株半两中有的有郭外,一般皆平背,前期大而厚重,上海博物馆所藏一枚秦半两重64克。后期小而轻薄。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铸行的五株钱,钱背一般都比较深峻、狭缘。六朝时期铸行的永通万国、五行大布等虽然在大小上有区别,但形制上类同。隋唐五代钱币中出现了宽缘者。
  宋代钱币一改前制,钱背平浅,外郭大多较宽。金代钱币与宋徽宗时铸造的钱币一样,都相当精美,钱背较深,显得轮廓分明。元明钱币也是如此。清代钱币则又恢复了宋代形制的某些特点,不同的是,面背内外郭都比较浅显,道光以前的钱币实行一等制,咸丰之后则出现了大钱。
尽管方孔圆钱依然铸行,从清代光绪年问开始出现机器铸造的货币,主要有银元和铜元,民国时出现过机铸的镍币、铝币等。光绪年间曾铸造过一批机制的方孔圆钱,多见宝浙局等。
  ④辨制作:
  了解各个时代钱币铸造技术对鉴定钱币来说,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方面。
  我国钱币铸造在唐以前采用的是范铸法,唐以后采取的则是母钱翻砂法。唐以前的钱范有几种质地:泥陶范、石范和铜范,它们并不是同时被使用的,而且一个范能够铸多少数量的钱币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早出现的泥陶范,起先是一范铸一钱。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石范和铜范,布币石范通常是一范铸两钱,即在一块钱范上刻有两枚布币型腔。而一块刀币石范能铸造的数量就不止这些了,通常在三至五枚。就石范铸造技术而言,钱币面范为石范、背为泥陶范共同使用的技术,较好地解决了范体热变的问题。就目前而言,先秦时代对于铜范的使用仅见于齐刀和蚁鼻钱,尽管以前著录中有布币铜范,但实物未见。齐力铜范铸钱采用的是立式叠铸技术,它不直接用于铸钱,铸钱时仍需翻制泥陶范。蚁鼻钱铜范在当时被直接用于铸造,据说目前蚁鼻钱铜范仅发现五件,其中,1982年2月安徽繁昌县文物组在横山采购站拣选到的两件,相当精美与完整,一次可铸币分别为66枚和67枚。秦汉六朝时期泥陶范、石范、铜范同时得到使用,并且一次铸币数量大大增加,1986年5月在山东省博兴县贤城村发现的一块榆荚半两钱范一次可铸钱176枚,实属罕见。
  隋唐时期货币的铸造量大大提高,可是从没有发现过用于铸造钱币的诸如钱范之类的工具,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被鉴定为母钱的唐代乾元重宝钱,表明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母钱翻砂法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直接影响到以后历代铸币技术。根据明代宋应星《天工齐物》的记载,我们了解到古代母钱翻砂铸钱的大致工艺过程:用四根木条作空框,中间填上土,上面放若干母钱,再把同样一框合在上面,即成钱的背面,这样完成数十框,上面留出浇口,用绳捆紧加固,将熔化的铜液浇注进去,待冷却后开框,则成树枝形的钱,然后逐一摘断磨锉加工,便完成了一枚一枚的铜钱。在这里,母钱实际上充当的是钱模的作用,它事先用铜、锡原料精铸而成,由中央颁发到各地,各地据此翻砂铸钱。母钱之上是雕母。所谓雕母,就是在一块铜材原坯上人工琢刻加工成的钱币样式,现存最早的雕母是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明代嘉靖通宝当十雕母大钱。母钱之下是样钱,样钱是用母钱翻砂铸成的,是正式大量铸造流通钱币之前铸造的样品。清代的样钱分为两种:一种是部颁样钱,一是进呈样钱。对于母钱翻砂法的工艺流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中也有记载:其用工之序有之: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体”。
  虽然隋唐以后我国铸钱普遍采用了母钱翻砂法,但也有例外的。就目前所知,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铸“永隆通宝”使用的是范铸法。几年前,北京曾发现过一块同治重宝当十砖范,说明清代铸钱也有偶用钱范的情况。
  在基本了解了我国每个历史阶段铸币工艺的大致情形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伪钱的制作水平,就能比较清晰地作一对比。
  (2)现代科技鉴别法
在我国,铜钱基本上是用青铜铸成的,明代晚期才开始出现用黄铜铸造的钱币。每个时代铸造的铜钱,它们的化学成份是不同的,《周礼·考工记》就曾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合金成份的比例。这样,为我们今天鉴定钱币真伪提供了又一方面的资料。
  ①破损性化学成份分析:
所谓破损性化学成份分析,就是将某一时代的钱币去除表面的铜锈,从显露出来的真铜中取出若干标本,进行铜、锡、铅等各种元素成份所占比例的化学分析,最终得出这个时代各种铜钱所含各种化学元素所占的百分比。利用这种化学成份分析的方法,也能鉴定钱币真伪。但是这种破损性化学成份分析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要损坏钱币,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时一定要慎重,否则,将珍稀钱币也这样进行分析,岂不是糟蹋?
  ②无损伤性成份分析:
同破损性成份分析法一样,无损伤性成份分析法也是根校对铜钱化学成份的分析,得出铜、锡、铅及其它微量元素的百分比,求出这个时代铜钱化学元素含量的一个相对稳定值,并通过它来鉴别出同样的铜钱是否为同时代所造,由此得出钱币的真伪,这种方法较破损性方法更先进,它采用的是质子x射线荧光分析方法,并由计算机计算得出结论。
  无论是破损性化学成分分析法还是无损伤性化学成分分析法,说到底,研究的是铜钱的质地(当然其它质地的钱币也同样适用)。根据铜钱的不同质地,来鉴定钱币的真伪,这些方法是相当科学的。但是,在实际鉴定过程中,往往碰到的问题是需要马上作出判断,而它们却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因此,就显得不很实用,这就需要我们凭自己的经验察颜观色。我们知道,同样是铜,又分为紫铜、青铜、黄铜等等质地,这些不同质地的铜钱所显现出的铜色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尽管它们的含铜量都在70%左右。所以,这为我们进行钱币辨伪带来了一定的方便,例如,新疆红钱是用紫铜铸造的,所以色呈红色,假如出现一枚黄铜色(清代制钱一般用黄铜铸造)的新疆钱,则极可能是伪造的,应认真对待。也就是说,鉴定钱币的真伪,也应注重铜钱的色泽。
除了上面讲到的化学成份分析方法外,对铜钱进行探伤测定,尤其适用改刻、嵌补的钱币赝品鉴定。
不管怎么样,鉴定真伪是收藏和研究钱币的基础,不懂得鉴别真伪,也就无从谈起收藏和研究。鉴定钱币真伪,需要大量触摸实物,仔细观察,在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不断归纳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去伪存真,为现实生活服务。
  3.鉴定古钱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
  鉴定,是一门综合各类相关学科知识的学问,单靠有限的专业知识,是解决不了某些问题的,这样,就要求我们具备比较广泛的知识结构。
  鉴定古钱首先要熟悉历史,不仅仅要熟悉通史,而且要熟悉断代史和专门史,这是鉴定的基础。
  其次,要熟悉和掌握货币史。货币的发生、发展与其它历史事件一样,有着一个历史过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的了解,至关重要,否则,就无从知道货币制度的沿革、货币流通与铸造情况 等许多重要问题。
  第三,要具备钱币学的知识。钱币学是一门研究钱币发生、发展与钱币不同版别、质地、形制、铸造等特征的学科。在中国历史上,钱币根据厚薄、大小、钱文、纹饰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版别来,特别对宋代钱币,人们研究的侧重点更是在版别方面。钱币一般有铜、铁、铅、金、银等质地,哪一个朝代曾铸造过哪一种或几种质地的钱币,对于鉴定来说,尤其显得重要。而且,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铸造钱币使用的工艺技术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唐以前使用的是范铸法,唐以后使用的是母钱翻砂法,就是这两种铸造钱币的方法在各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工艺过程和技术水平也不尽相同的;因此,就需要我们在鉴定钱币之前去了解它,掌握它。
  第四,要懂得美学、书法、篆刻,并具有一定的修养。我们在谈论鉴定真伪时,常常会提到文字的风格、精神、气息等一些比较难以理解与抽象的词语,对这些词语的理解,不具备美学,书法、篆刻等知识,是极其难得要领和体会的。除此之外,还应具有语言学和文字学、文献学的知识。我们经常遇到的是中国的钱币,因此,古汉语和古文字学的知识,对鉴定钱钱币也相当的重要,不能忽视。
  总之,鉴定钱币,重要的足加强自身修养和锤炼,只有这样,才能够掌握鉴定钱币真伪的窍门,得心应手。]]>
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1/0016_1631253184.html 稿本与抄本鉴定要点 佚名 其它 2007/01/16   鉴定稿本、抄本等比起鉴定雕刻本难度要大。对于手稿本,要了解其流传过程,也要熟悉作者笔迹,最好能与作者其他墨迹相比较,有条件的,可与原件对照,一般可与手迹影印本、照片等作比较。
  如康有为手稿。康氏是近代维新派著名代表,著作等身,但有些作品并非据原稿付梓,其手稿本在研究其思想方面有重大价值,如其代表作之一《大同书》。该书共有十个部分,其中甲、乙两部分于1913年刊于《不忍》杂志,后又以家藏抄本出版了全书。康氏家属曾于1962年将一部分遗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其中正有《大同书》手稿大半,所缺的数卷后来在天津图书馆发现,于是《大同书》南北合壁,198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并附释文)。原来1898年9月康有为赴日时,已写成该书二十余篇,在东京时曾向人出示此稿,以后康周游列国,于“辛丑、壬寅间避地印度,乃著为成书”。康有为卒后,日人犬养毅、柏原文太郎曾见过《大同书》手稿,并作题记。以后,稿本一部分留存上海康氏六子康同凝处,后捐献国家,另一部分则辗转流至天津。其流传过程基本清楚。康氏的书法,与抄本笔迹有较大不同,虽字形潦草,只要仔细辨认,也还是可以区别的。康有为在书法理论史上是位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广艺舟双揖》表现了抛弃陈习、另辟新径的进取精神,他力斥书坛帖学萎靡之风,倡言学习六朝碑刻,给当时的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书风。但对康氏本人的书体则褒贬不一。前人评为“集南帖北碑之大成,更会篆隶钟鼎于一炉而冶之”、“以汉魏用笔,行草结体”、“纯以神行,不斤斤于点画笔墨”、“有纵横奇宕之气”,看不惯这种“奇宕之气”者,则毁之为“如刷如扫”,或口称善而腹非。他写字的章法确实放纵不羁,一般是很难模仿的。因此,鉴定手稿,务须了解个人的书迹特色。鉴定抄本,一方面要将各时代的书法风气掌握好,另一方面也得了解各时期的纸墨、藏书家的室名别号、印章、抄书格纸,尤其是抄书格纸,有一定特点,明、清各名家都有专用的格纸,如:
   明代:四明范钦,室名天一阁,抄书用纸印红格、蓝格、墨格,极少不用格;长洲吴宽丛书堂,红格纸,版心印“丛书堂”三字;长洲文征明玉兰堂、停云馆,蓝格纸,版心“玉兰堂录”或“停云馆”;常熟赵琦美脉望馆,墨格纸;金坛王肯堂郁冈斋,墨格纸,版心“郁冈斋藏书”;宣城梅鼎祚东壁楼,蓝格纸,版心“东壁楼”;常熟毛晋汲古阁、绿君亭、目耕楼,墨格纸或不印格,版心“汲古阁”,栏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八字,世称“毛抄”;昆山叶树莲(石君)归来草堂、朴学斋,栏外有“朴学斋”三字。
  清代:常熟钱谦益绛云楼,墨格或绿格纸,版心刻“绛云楼”三字;昆山徐乾学传是楼,版心刻“传是楼”三字;海昌吴寿旸拜经楼,无栏格;吴县黄丕烈士礼居,墨格纸;江阴缪荃孙风堂,墨格纸,版心“艺风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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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1/0016_1627551988.html 中国书画辨伪概述 佚名 其它 2007/01/16   (一)书画辨伪的兴起和发展
  书画辨伪是与书画作伪联系在一起的。据记载,南朝时已有人伪作二王法书,唐代张易之曾使人伪作名画,然而五代以前,此类存心作伪之事并不多见,人们临摹复制古书画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流传研习的手段。宋代,随着商业的空前发展,书画作品成为一种获利颇高的商品,一些大都市中出现了包括书画在内的文物市场,如汴京相国寺的集市上即有专门买卖书画的铺席,于是作伪谋利的现象就变得较为普遍了。  北宋米芾称其所见宋初李成的画作,仅两件是真迹,其余三百件皆是赝品,而据宋人记载,米芾本人也曾经伪作古书画以骗取他人真迹,作伪之风于此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书画辨伪之学便勃然而兴了。当时不少书画家和文人学者都以精于鉴赏著称,他们在论述历代书画作品时,常提到真伪的问题。南宋赵希郜所撰《洞天清录》是我国第一部以辨伪为主要内容的文物鉴赏著作,其中“古翰墨真迹辨”、“古画辨”等篇即专论书画辨伪。从书中所述看,当时已能根据艺术风格、纸绢、笔墨、幅式、装潢、印章等方面来辨别真伪了。如论李公麟之画,“殆无滞笔,凡有笔迹重浊者,伪作”;论幅式,“古画多直幅,至有画身长八尺者,双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米芾、米友仁),非古制也”;论墨色,“古画色黑或淡墨,则积尘所成,有一种古香可爱,若伪作者,多作黄色,而鲜明不尘暗,此可辨也。”明代,书画作伪之风更兴,当时不但有个别人的作伪,而且还出现了专制假画的作坊,于此相应,人们对书画的真伪也更为注意。曹昭原著,王佐增编的《新增格古要录》中有“古画论”、“古墨迹论”等篇,所论书画辨伪问题较前人更为广泛而深入。高深《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有“论帖真伪纸墨辨正”、“画家鉴赏真伪杂说”等篇,书中所论,在不少方面对《新增格古要录》有所纠正和补充。此外,许多书画著录书对辨伪问题也时有涉及。
  清代以来,书画作品的功能有所扩大,名人字画不仅是一种可供鉴赏、摆设的文物古玩、而且被人当作可储藏保值的财富,甚至还常被用以贿赂馈赠,成为一种谋取官职,疏通关系的手段。这促使书画买卖更为兴盛,价格日益提高,于是作伪的规模更大,手法也更高明。因为书画的真伪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经济利益和官场活动的成败,所以凡与书画打交道的人,如书画家、收藏家、古玩商等,都对辨伪问题十分重视。当时有关书画辨伪的论述和论著颇多,由于历史考据学和古器物鉴定学的发展,人们的辨伪方法更为完善,指导思想也更为正确。如钱泳曾提出要独立思考,多看实物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往流行的“须具金刚眼力,鞠盗心思”的捉贼式辨伪方法。这显示出,清代的书画辨伪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民国时期,书画辨伪的方法更加进步,水平也有所提高,并日趋制度化、学术化。有关的专论和专著不断发表和出版,辨伪的知识更为普及。当时,政府的古物陈列所和博物馆中有专门的人员从事系统的书画鉴定、辨伪工作,而日益发展的古玩业中也出现了大批精于鉴定、辨伪的行家,有些人还据自己的经验撰成专著,如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中即有论述书画作伪和辨伪的专篇,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解放后,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包括书画在内的文物研究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书画辨伪走上了科学化和系统化的道路。从事书画鉴定的许多专家不但虚心吸取了前人的经验,而且多有创造和发明,再加上现代科学手段的运用,如以红外线照像显示反差极小的画面、印痕和墨迹等,从而使书画辨伪之学更臻于完善。他们所做的辨伪工作,认识之全面和深入,方法之完备和精密,论断之精辟和准确,都是前人不可比拟的。
  2.书画辨伪应具备的知识
    书画辨伪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正确地辨识出一件伪作,实际上是辨伪者凭藉自己的经验,运用了多方面的学识,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后的结果。因此,对从事辨伪的人来说,除须掌握一些基本的辨伪方法外,还应具备有关书画及文、史、哲等多方面的知识。与辨伪有关的知识十分广泛,以下列举数项与其关系最密切且最重要的知识。
  (1)书画史、书画创作与书画鉴赏的知识。
    要辨别书画作品的真伪,首先要了解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史。这包括各种书体和各科绘画的发展、变化;各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和书画风尚;各个重要书画系派的兴起、传承和演进;历代著名书画家的姓名、字号、生平、交友及所擅之项、风格特征等等。如果不具备这些知识,辨别真伪是无从谈起的。
  书画家的技法特征是辨伪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书画的创作过程和基本方法应有所了解。就此而言,辨伪者最好自己会一点书法和绘画,这样就能对如何运笔、用墨、设色、布局、构图乃至题跋、落款、用印等具有一些感性认识,从而有助于把握书画家的技法特征。此外,对笔、墨、色、纸绢等书画用具、材料的特性和制作工艺,及书画作品的幅式、装没等也应有所了解。
  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也很重要。古代书画家的作品能够为后人珍视和保存,总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虽然鉴定界有“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的习语,但一般来说,传世作品,尤其是名家的作品,毕竟是真而好的多,假而好的少,而事实上也确有不少作品是据其艺术上的优劣来断其真伪的。因而难以想象,一个毫无艺术鉴赏能力的人却能够全面而准确地鉴别书画。
  (2)古代语言、文学和文献学知识。
  辨伪时除须读懂书画作品上的文字和他人题跋外,有时还要参阅很多文献记载,因此具有一定的古汉语阅读能力是二个基本的条件。又因书画作品中常包含书信、奏札、题赞、序跋、诗词等多种文体,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章体例、行文格式、习用词语等都应有所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书画的关系极为密切,书法家作书常抄录古人的或自作的诗文自不待说,就是绘画也多追求文学的意蕴。宋元以后,文人画占据画坛的主导地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更成为画家的基本艺术主张。因此,在画幅上题写古人的
  诗句,或标明写某某人诗意等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如果能掌握一定的文学知识,就能发现作伪者在这方面的漏洞。一件号称元人的作品却题写了明人的诗句,当然是必伪无疑的了。
  书画辨伪有时还要运用文献考订的手段,因此对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常识也应有所了解。
  (3)历史文化知识。
运用历史文化知识来判断书画作品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也是辨伪的一种手段。在后人的作品中出现前代的事物是可能的,但毫无疑问,在前人的作品中出现后世的事物则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辨伪者应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有关古代典章制度、器用形制、生活风尚以及纪时方法、避讳惯例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
  此外,张瑜的《怎样鉴定书画》、谢稚柳的《鉴余杂稿》、徐邦达的《古书画鉴定概论》等,皆属从事书画辨伪者必读的指导性著作。杨仁铠主编的《中国书画》对作伪、鉴藏等问题多有论及,也很有参考价值。
  (二)书画的作伪与辨伪
  了解作伪的手法,掌握辨伪的方法,懂得评价的基本原则,是从事书画鉴定者的基本功,辨伪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基本功是否扎实。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些问题。
  1.书画作伪的主要手法
  书画作伪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代作伪者的手法颇为繁复,不过归纳起来看,主要有以下数种
  (1)完全做假
  这是指书画本身及名款、印章、题跋等全由作伪者自做的一种作伪方式。此类伪作又可分摹、临、仿、造四种形式。
  “摹”是指依照原作影写摹拓。摹法书的方法大体有三种:其一,将较透明的纸蒙在真迹之上,以淡墨细线据映现的字迹勾出轮廓,然后取下,用墨填成;其二,将纸蒙在真迹上,不勾线而直接用笔摹写;其三,综合上述二法,即先勾淡墨线,然后用笔摹写,此法较廓填易见用笔。工笔人物画和花鸟画,及早期的勾勒山水画,也可采用摹的方法。摹虽可得原作之形,但缺乏笔墨神采,有时还会将行草书的牵丝和人物画的衣纹搞错。尤其是宋代以后,行草盛行,其用笔更纵放随意,而绘画的技法也更复杂,出现了破染兼施的山水画等,用摹的方法更容易显出破绽,故作伪者多以临来取代摹。
  “临”是指对着原作临写。也有人先在稿本上勾摹出大致轮廓,然后将纸绢复其上,对着原作临写,此法可称“半摹半临”。临多用于较奔放的行草书和较写意的绘画,它较摹灵活自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笔墨呆滞刻板的弊病,但也不可避免会稍离原作的形貌,甚至还会露出写者本人的面目。实际上,临写者为了尽可能接近原作,就须边看边临,而这也使临本在运笔、结体的自然生动,行款、构图的相互呼应等方面受到牵制,从而不可能达到原作的程度。
  “仿”是指仿效某书画家的艺术风格和笔墨技法,进行“自由”写作。仿本一般无原作为蓝本,作伪者多凭自己的想象,或依据某些有关的旧闻和著录制成。有些虽有原作参照,但仅略取大意,并不照本临、摹,故也属仿制。古代的一些大名家如明沈周、文徵明、恽寿平、石涛等,后人学其书画者极多,有些人长期研习某家书画后能在笔墨、结构、布置等方面与之颇为相似,于是就可按其大意,从事仿作,如张大干即以善仿石涛著称。旧时的假书画作坊也常使学徒长期临学某家书或某家画,学成后便大量仿制。仿较摹、临自然生动,但容易露出仿者的本相,而且艺术水准也难以达到原作者的高度。
  “造”指不管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凭空臆造。所造对象多是作品罕传的历史名人或冷名书画家,意在无从对证,难辨真伪,易于欺人。此类伪作多半技巧不高,故较易识别。
  (2)改、添款题
  这是利用一些书画真迹进行改头换面的一种作伪方式。一般是将无款画改成有款画,小名家改成大名家,时代晚的改为时代早的。明清时此类伪作极多,其具体手法无奇不有,不胜枚举,但大体不外乎改、添、减数种。
  “改”是最常见的作伪手法之一,即通过刮、挖、擦、洗等方法除去近人或小名家书画作品上的名款、印章,改成古人或大名家的款印。
  “添”是将无款的书画作品添上名家的款印;或在后代的冷名画家名款前加添前代名称;或在末尾空白和空页处添上伪款印;或添上伪造的名家题跋等。其目的是为了把时代提前或抬高身价。此外还有加添笔墨、颜色以趋时尚的。
  “减”是指除去原作者的署款。有些冷名书画家的作品本幅上有另一大名家的题跋,于是作伪者便将原作者的款题印记一并割去,使人误以为题跋的名家即是原作者。有的还将“某某人题”的“题”字改成“画”或“作”字。
  上述作伪手法多会留下一定的破绽,如挖、刮、擦、洗必然会使纸绢产生伤痕;补上去的纸绢则气息较新,且有与原来纸绢不同的光、色;后添的款题不但笔法难与原作一致,而且墨、色也浮而不沉。尤其是原作者与伪托的名家在艺术风格上多不相符。
  (3)拆配、割裂
  这是指拆裂、截割古书画,将其挪移拼配,重新组合的一种作伪方式。运用此种移花接木之法,可使一件作品变成两件或三件,也可使残破的数件合成形式上较完整的一件。其具体手法颇多,或拆下真的题跋配上伪作的书画;或以伪作的题跋配上真的书画;或将残画上的完好款题移在它画之上;或将冷名书画家的真迹与名家的伪作拼凑成套;或移改残件,拼凑成幅等等。此类伪作常会在整件或整套作品的内在联系上露出破绽。
  (4)脱骨、二层
  绢本古画上的墨、色常常渗入衬纸,揭开后,在衬纸形迹上施加笔墨,便制成一件与原作形貌颇为相似的复制品,此法称为“脱骨”。明以来书画所用的“夹贡”宣纸由数层合成,将书画作品的背层揭下,依照渗下的墨、色添涂成形,此称“二层”。旧时常有人利用重新装核古书画的机会,采用上述方法作伪。
  此外,在历代的书画作品中还有一种“代笔”的现象。所谓代笔是指有些著名的书画家和文人学者,因年老体衰、困于应酬等原因,使他人如学生、朋友、幕僚等代作书画,而落以本人名款,加盖本人印章,以充本人的作品,其中绘画的名款题识,或出本人手笔。据记载,东晋的王羲之已有代笔之书,唐代吴道子、王维也曾使人代为设色。后世代笔现象更为普遍,宋徽宗赵佶、文徵明、董其昌、陈继儒、王时敏、王鉴、王原祁、蒋廷锡、金农等人,都有很多代笔书画传世。代笔书画是经本人同意或授意而作的,而且不少代笔者的书画技艺实际上在被代者之上,因而有别于一般的伪作。但代笔确实造成了真假难分,亲笔、代笔混淆的情况,这是辨伪者应该注意的。
  书画作伪除个别地、分散地进行外,明、清时还出现了地区性的大规模作伪。此类地区性的伪作主要有以下数种。
  “苏州片”,明代后期和清代作于江苏苏州地区。大多有底稿,以绢本工笔设色画居多,名款都是古代擅长青绿山水的名家,如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仇英等。笔力一般较为软弱。
  “扬州片”,清代早、中期作于江苏扬州地区。专造石涛、郑板桥等名家的作品,技法低劣,特征明显,题识多草书大字,人称“皮匠刀”。
  “河南造”,又称“开封货”。明末清初作于河南开封地区。专造颜真卿、柳公权、苏拭、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等唐宋元名家书法,也造包拯、岳飞、朱熹、文天祥等名人的字,多为手卷,也有挂屏。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草书居多,光滑流利;二是皆为纸本,或用河南棉纸,或用粉笺揉后染色,或用蜡光纸,书写后再上色揉折,以显陈旧。作伪技巧低劣,较易识别。
  “湖南造”,又称“长沙货”。清代早、中期作于湖南长沙地区。多造明清间的著名人物或冷名书画家的作品,如杨继盛、杨涟、周顺昌、史可法等。有画幅、对联等形式,画面结构疏落,技艺较差。材料都用续或缎,染色后用水大力洗刷,冲去光亮,以显灰暗古旧。
  “广东造”,清代晚期作于广东地区。专造明以前的大名家,并多有伪宋徽宗标题,主要为重设色人物,问有花卉、山水,多为绢本。有时做旧时用胶矾太重,绢丝皆被捣制,因而毫无筋骨,易掉粉末。此外还常将清人真迹改成古代作品。
  “后门造”,清代作于北京地安门一带。多造“臣”字款画,题材多样,设色画尤多,画面工整富丽,但技法少变化。多有伪造的乾隆题识及近臣题跋、清宫玉玺藏印等。装裱仿内府格式,但技术较差,所铅印记也多不合规范。
  这些地区性的作伪有的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其目的主要在于谋利,因而除“苏州片”稍好些外,艺术水准一般都不高。
  2.书画辨伪的基本方法
  所谓“辨伪”就是辨识出历代所作的伪品。其对象主要是那些有作者名款或印章的作品。它与推断某些无款印作品的年代乃至作者的“断代”是有区别的。有些伪作虽无款印,但有伪造的标题、跋语,指称为某家之作,辨识此类假古董也属“辨伪”。辨伪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各种方法判断出某件书画作品与署名的或被指称的作者是否一致,名实相符的是真品,否则就是伪品。这就要求辨伪者既认识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全部事实,又认识有关作者的全部事实。这种认识越全面深刻,辨伪的水平也就越高。辨伪的所有方法是依据上述原则产生的,而最基本的方法大致有以下数种。
  (1)依据书画作品的风格特征辨别真伪
  风格特征的形成与特定的书画方式、工具材料、思想文化、艺术祟尚等有关,它主要表现在笔墨技法、形象和字体、构图和章法、神韵气息等方面,而具体的辨识则可从时代共性和作者个性上着手。
  笔墨是中国书画艺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因此也是辨别真伪的首要依据。笔墨技法在历史上曾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虽有粗、细、方、圆、干、湿、浓、淡等无穷的变化,但在每个时代总是会形成一些基本的特点。所谓的六朝画、唐画、宋画、元画、明清画等,皆有其明显可辨的时代特征。如六朝画的线条,圆浑劲健,如春蚕吐丝,如果某幅画有明显的顿挫和直折,甚至出现粗笔草草的现象,那就绝不可能出于六朝人之手。山水画中的“大斧劈破”始于南宋李唐,成熟于马远、夏圭,如果某幅“北宋画”中以大斧劈皴画山石,当然必伪无疑。此外,书画工具和材料的不同也使笔墨形成了某些特殊的形态。以书法为例,晋唐时多用一种坚硬而吸墨较少的有心笔,于是出现笔划开叉及顿笔处有贼毫直出的现象。北宋中叶始用较软的兼毫或羊毫无心笔,形成丰满圆润的笔划。至清代中期以后又逐渐流行极软的纯羊毫笔。就绘画而言,清代同治、光绪以前,画山水大多用鼠须、狼毫等硬笔,仅渲晕时才用羊毫,晚清以后才有人全用羊毫画山水,出现一种较肥软的线条。如果前人的作品中出现后世才有的笔墨形态,那就有伪作的可能了。从书画家个人来说,每个书画家由于执笔方式、书画习惯、运笔的迟速轻重、笔锋的转折变化、墨色的浓淡干湿等各不相同,皆会形成其独特的笔墨性格和形态。虽然许多书画家的笔法在其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其间总有一定的联系,总有一些发展脉络可寻。因此,当我们了解了某个书画家的笔墨特点及其变化后就能认识其作品的基本面貌。如果署名某作者的作品与我们对作者的认识大相径庭,其真伪就很成问题了。事实上,笔墨对作伪者来说是最难模仿的东西,一个书画家在长期的操作中逐步形成的特点要另一个人在短期中完全掌握并一丝不差地再造出来,实在是不大可能的。尤其是一些较纵放,个性很强的笔法,刻意临摹,必然死板,仿其大意,则难与之相似,而且容易露出作伪者的本相。由此可见,笔墨常可成为辨伪时的决定性因素。
  物体形象和字形、体势对辨别真伪也有重要作用。从时代特征看,六朝人物画皆“清赢示病之容”的“秀骨清像”;初唐,人物形象渐肥,至盛中唐,更呈圆浑肥胖而健硕之状,其间区别很大,就个人而言,特征更明显,如仇英画人物,多短脸小眼;李士达画人物,多圆脸似球;吴历画山树常呈欹倒之状;吴彬画山,则穿空万丈。如果出现反常的情况,就应提出疑问了。书法的字形和体势也有时代的和个人的特征。鉴定家谢稚柳将传世的王羲之《游目帖》定为元人伪作,理由是此帖已具有赵孟頫书法的笔势和形体,这一判断正是基于时代和个人的双重特征作出的。
  构图和章法的风格特征也是不可忽视的。南宋马远、夏圭等人习用的“一角”、“半边”的局部取景法当然不可能出现在北宋山水画中,明清时形同布算的馆阁体章法也不可能见于宋元人的书法作品中(碑版、墓志除外)。还应一提的是,临、摹的书画伪作也常会在字行和物象间的相互呼应上露出破绽。
  所谓“神韵气息”是指书画家通过各种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等内在精神。这种气息既有时代性的,也有作者个性的。有些高明的作伪者在模仿某家书画作品的形式特征上可达到乱真的程度,但却绝不可能复制出他人的内在精神。如张大千仿作的石涛画,在艺术形式上确实难以看出问题,但却无石涛的内在精神,对此类仿作只能依据气息来辨别了。当然要能感受作品的神韵气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辨伪者必须具有高度的修养和长期实践的积累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因而对初学者来说,是较为困难的。
  (2)依据书画作品的具体内容辨别真伪
  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和绘画作品的物象形制也是辨别真伪的重要依据。任何书画作品都是处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书画家的艺术创作,因而总能反映出一些历史的和作者本人的事实。古代的许多书画名家往往兼是文人学者,他们所具有的高度文化素养是一般的作伪者望尘莫及的,即便是一些高级的作伪者,也因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而不可能具有前人所特有的经历,因而作伪者常会犯一些原作者不可能犯的错误。基于这一情况,我们可以运用考证的方法来判断,作品中的东西是否与时代的和作者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并以此确定其真伪。
  书法作品可以从避讳、字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加以考证。所谓“避讳”是指人们在说话作文时遇到与某些人物名字相同的字必须避开或改写。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它源于周代,秦汉以后,其制日臻完备,讳禁也越来越严。避讳的种类主要有“国讳”、“家讳”、“圣人讳”三种。“国讳”主要避当朝皇帝及其父祖之名,也有进而讳及皇帝的姓、字,皇后及其父祖之名,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等的。  “家讳”是避本人的父祖之名。“圣人讳”是避黄帝、周公、孔子、孟子等人之名。避讳方法大致有改字、空字、缺笔三种。旧时,犯讳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人们对讳禁是极端重视,严格遵守的。由于所避之讳多有较确切的年代,我们便可据以断定作书的时间。如《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北宋黄庭坚正书《千字文》,写得颇为貌似,但文中却避了南宋孝宗名讳“慎”字,因此可以肯定它是南宋人的仿书。当然也有少数例外的情况,如有些临摹本避前代之讳而不避当代之讳,也有一些显然是真迹,却应避而偶然忘避了,这是应该注意的。在作品中出现原作者不应有的错字和乖谬不通的文句也是作伪者易出的破绽。错讹字多是作伪者在临摹时看错了笔划或臆造时不晓前人文意而造成的。这与偶然的笔误是迥然有别的。如传世的柳公权书《兰亭诗》中“伐木”误书成“代水”,“夫子”误书成“先子”,前者之讹已极不通,而后者更成天大的笑话,难道柳公权会将孔“夫子”与“先子”(古人称自己的亡父)搞错吗!  考证作品中的具体内容也常能发现作伪的证据。我们可从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涉及的典章制度、风尚习惯乃至书写格式、遣词造句、称谓语等方面着手,考察其是否与特定的历史事实相悖,如果一件号称为前人的作品却书写了后人的诗文,或用了后世的典故,那就必伪无疑了。
  绘画作品的真伪可以从建筑物、服饰、家具、日用器皿、交通工具等的形制上加以考证。历史上,各类器物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因而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后人固然可以描绘前代的事物,但前人绝不可能画出后世才有的东西。如果一幅题有唐人名款的绘画中画出了用藤竹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那就可断言这一定是宋或宋以后人的伪作。如果一幅画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那么无论其纸绢如何古旧,也绝不可能出于清以前人之手。
  (3)依据作者的款题、印章辨别真伪
  作者的名款、题跋和印章是辨别书画真伪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书法较绘画更难作伪,许多赝品常会在款题上露出马脚,因此不少鉴定家常通过看款来辨画,以此作为辨伪的捷径。看款题与看书法作品一样,也主要依据其风格特征来辨识。此外,对一些臆造的伪作则可运用上述的考证方法来辨识。例如,在时间、年龄、地点、官职、家世、交友及重大事件等方面,作者本人一般不会出错,但后世作伪者却容易出错。有一传为金农所作的《万玉图》轴,题识中称此作是送给汪士慎欣赏的,末题“七十六叟金农”,但事实上,金农76岁时汪已死去多年,金与汪同居
  扬州,是来往密切的好友,怎么可能在汪死后仍寄画求赏呢?款题的格式也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个人习惯,因此还可据此鉴别。如上款中称“某某仁兄雅属”是清道光以来的风气,它不可能出现在清初及以前的作品中。作者落款,董其昌晚年有书不署“玄宰”,画不署“其昌”的习惯;朱耷中年为僧时署僧名,稍晚署“驴屋”、“人屋”等别号,60岁后才署“八大山人”,时间界限颇分明。至于添款、改款等,还可依据纸绢的伤痕、墨色的新旧、墨迹的沉浮等来辨识。
  印章是取信于人的凭证,一般来说,书画家在用印章表示确属自己的作品时,态度是郑重的。历史上有不少书画家在很长的时间中,甚至一生中,都用比较固定的数方印。而从印章本身讲,也较绘画更难作伪,在照相制版术发明以前,要通过翻刻的方法将印章伪造得丝毫不差是极其困难的,即便是用照相制版的办法,仔细辨认也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破绽。可见,依据印章的真伪来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因此,旧时的鉴定家,尤其是晚清的收藏家曾将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如庞元济就非常重视印章,主张逐件画、逐方印地进行核对。鉴别印章除可用核对的方法外,还可依据其时代特征。如印文,唐、宋、元人喜用小篆,明清则多取秦汉玺印文字;印形,一般是方、长方、圆、椭圆、葫芦等形,宋、明时还偶有钟形和鼎形;印质,唐、宋、元多为铜、牙、玉等,元末明初以来始用石章;印色,唐、五代多用蜜印或水印,北宋出现了油印,至南宋,油印渐多于水印,元代以后全用油印。倘有一幅元人字画,却用了皖派刀法的石印,那就大成问题了。
  当然款题、印章也有其局限性。如有些书画家用印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有些书画家死后,别人将他留下的印章盖到伪作上去,还有一些书画家出于各种原因,在他人代作或仿制的作品上题上自己的名款,加盖自己的印章。此外,还有人用移款、拼接、利用真款的余纸作假画等等手法作伪。于是便出现了款印真而画假的情况。因此,我们既不能全信款印,也不能不信款印,而应该将款印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依据,与书画本身结合起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4)依据他人题识和鉴藏印辨别真伪
  他人题识是指作者的同时人或后人在作品本幅或作品前后所题的诗文题跋、标题、引首、观款等。其内容包括对作品的评论、说明作者或作品内容、鉴定真伪和年代、阐述创作过程和收藏关系、记载观赏的时间等等。此类题识对辨别书画真伪也有一定作用,因此旧时古玩业习称之为“帮手”。当然题识本身也有真伪问题,辨识题识的方法与辨识书法作品和作者款题基本相同。如果题识是真的,那就应该先验看一下是否有移款、拼接等情况,在排除了题真而画假的赝品后便可根据题识者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了。同时人的题识常是鉴定的重要依据。如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无款印,但本幅和尾纸上都有黄庭坚的题字,黄精于鉴赏,又与李为好友,因此可确认此图是李公鳞真迹。至于后人题识的价值,则应视其鉴别水平的高低和态度是否严肃负责而定。有些眼力很高,态度严肃的书画家、鉴赏家,如文徵明等,所作的评论和鉴定就有较高的可信度。大体而言,前代之人,去古较近,所见肯定较今人为多,因此他们的论述虽不可尽信,但总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至少可以证明,作品是在题识以前所创作的。如果题识是假的,那么在排除了少数以假题配真迹的情况后,大体可确定,书画作品本身也是伪作的。过去的作伪者在伪造书画后,常伪造名人题识作“假帮手”,故应注意这种情况。
  鉴藏印指历代鉴赏家、收藏家在他们观赏或收藏过的书画作品上所铃的印章。旧时,人们在使用鉴藏印时态度一般是严肃的,因此我们也可将其作为辨别真伪的一种依据。鉴藏印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内府的收藏印,如唐有“贞观”印;五代南唐有“集贤院御书印”、“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北宋徽宗时有“御书”、“宣和”、“政和”、“大观”、“内府图书之印”等,南宋有“希世藏”、“绍兴”、“睿思东阁”、“内府书印”、“内府图书”、“机暇清赏”、“机暇清玩之印”等,金章宗有“秘府”、“明昌”、“明昌宝玩”、“御府宝绘”、“内殿珍玩”等七玺,元文宗有“天历之宝”、“天历”、“奎章”、“都省图书之印”、“奎章阁宝”等,元顺帝有“宣文阁图书印”,明洪武时有“典礼纪察司印”,清乾隆时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等。一类是私人鉴藏印,如北宋苏舜钦有“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墨豪”、“武乡之记”等,南宋贾似道有“魏国公”、“悦生”、“秋堑图书”等,元鲁国大长公主有“皇姊图书”、“皇姊珍玩”等,郭天锡有“天锡”、“金城郭氏”、“快雪斋”等,赵孟頫有“赵子昂氏”、“松雪斋”等,此外,鲜于枢、乔篑成、王芝、柯九思及明清时的华夏、文微明、项元汴、王世贞、梁清标、安歧、孙承泽、曹溶等著名鉴藏家都有不少鉴藏印。一般来说,有内府和历代著名鉴藏家印记的大多是精品。其中有几位鉴藏家如梁清标、安歧等,眼力特别高,经他们盖过印的作品,多为真迹。而且,鉴藏印还标识着作品的流传经过,一件迭经收藏,流传有绪的作品与一件不知来龙去脉,未经名家鉴藏的作品相比,前者的可信度肯定要高得多。当然,鉴藏印也常有伪作的,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收藏家,如项元汴,其“天籁阁”、“携李”等印,已不知被人翻刻伪造过多少次了。与题识一样,除拆配、移换、后添等特殊情况外,一件作品上如果皆为伪印,那么它本身也真不了。鉴别鉴藏印的方法与鉴别作者印章大体相同。由于鉴藏印所铃位置多有一定规范,而作伪者常因无知而铃错,这无疑又为我们的辨伪工作提供了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上述可见,他人题识和鉴藏印可用作辨伪的依据,但也有其局限性,出现在作者款题和印章上的问题,同样可出现在题识和鉴藏印上,因此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种较重要的辅助手段来运用。
  (5)依据纸、绢等书画材料辨别真伪
  书法和绘画的主要材料是纸和绢,而纸绢的使用又与其制作工艺的发展和书画家的个人爱好有关,这就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因此辨纸绢也是书画辨伪下.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纸的情况比较复杂。就其质料而言,隋、唐、五代大都用麻纸,北宋以后渐少使用,元以后,用者更绝无仅有了。以树皮所制的纸,约出现于隋、唐时,自北宋始,书法作品中大量使用,此后日益盛行。以竹料制纸约始于北宋,宋以后也颇流行。纸的尺寸,晋时多直高25厘米左右,唐、五代渐高至29厘米左右,至宋代更有高至30厘米至45厘米之间的,同时还显著加长,如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卷,一纸竞长达lo米多。汉、晋之纸多呈织纹而无帘纹,改用竹帘纸模后始出现帘纹,帘纹有竹条纹和丝线纹两种,竹条纹的粗细各代有别,大抵唐以前较粗,宋代则较细。明代以来又常见一种“罗纹纸”。纸初制成时为“生纸”,加工后成为“熟纸”。东晋、隋、唐、宋、元书画用纸大都是经过捶、浆的半熟纸,也有只捶不浆,或捶后填粉的。明清以来,又有刷以云母、矾水的极熟笺纸。生纸始用于元明问,明正德、嘉靖以后,因泼墨大写意画兴起,遂逐渐流行起来,至清末,书画家已无不竞用生纸了。书画家个人也有不同的爱好和习惯,如北宋米芾喜用一种黄色的纸,明代沈周、文徵明常用一种白棉纸,清代刘塘、梁同书等多用蜡笺纸。
  绢的质料和织造方式历代变化不大,唯门幅的变化较明显,如宋初至宣和间大都不超过60厘米,宣和以后渐宽,有至80厘米以上的,至南宋中期更有一米以上的。明末已有经研光的绢,清咸丰、同治以来,人们常用以书画。
  此外,绫也曾被用作书画材料。如唐、宋的诰敕有用花书写的。北宋黄庭坚的《华严疏》和元虞集的《诛蚊赋》也用花绫书写。素绫在明代中期被用于书画卷轴中,明末更广泛流行,清康熙中期以后渐少见,晚清又一度流行。
  从纸、绢、绫的应用情况来看,历代书法作品用纸多于用绢、绫;绘画作品,元代以前大都用绢,也偶用熟和半熟的纸,元代开始,用纸逐渐多于用绢。
  依据纸绢新旧来辨别书画真伪的方法过去运用得颇为广泛,但实际上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古代纸绢有留存至后世的,作伪者可以利用它来制造假书画,所以仅凭纸绢下判断是要上当的。尽管如此,明了纸绢的发展过程还是很重要的,后人虽能用前代纸绢,但前人却绝不可能用后世的纸绢,这样至少可以辨别出那些用后代纸绢伪造的前人书画。而且利用古纸绢作伪也有破绽可寻,一般来说,旧纸绢较难吃墨,新作墨迹常浮而不沉,而真旧作的墨和色,则多渗透得很深。
  当然,作伪者即使使用新纸绢也多将其做旧,因此辨伪者必须会分辨做旧和原旧。习用的做旧方法主要有,以脏水或赭石、藤黄等颜料染,以油烟薰等。据赵汝珍《古玩指南》记载,旧时多做成鼠灰、麦黄二色,前者是用旧糊墙纸加碱水与伪作同煮,然后晒干,后者是用红糖水调藤黄染成,然后抹以香灰。然而,染旧者有时能见水渍的痕迹,即使染得匀净,也因无自然老化形成的“包浆”而显得暗而无光。薰旧者更显其烟气焦黄之色,与有光亮“包浆”的原旧者迥别。可见,从气色上可看出做旧与原旧的差别。应注意的是,有些真的旧书画,因重裱时冲洗太过,失去了旧包浆,显得气色如新,故辨别时必须仔细察看才不会出错。
  (6)依据幅式和装潢辨别真伪
  书画作品的幅式和装潢也有其时代特征。
  书画的幅式主要有卷、轴、屏条、册页、团扇、折扇、对联等。“卷”起源甚早,是一种横长的,放在桌上边卷边看的样式,故也称“横看”或“行看子”。其本幅可长可短,也可以许多短幅联成一卷。五代、北宋的画卷常高至45厘米至50厘米,南宋时矮卷渐多于高卷,其高度大多不到30厘米。“轴”约于北宋时开始流行,为一种直幅的用以悬挂的样式。宋、元、明初以画轴居多,明中叶以后书轴才逐渐增多。“屏条”出现于明末清初,乾隆以后尤盛,为一种成组的狭长直幅,每组或四幅、或六幅、或八幅,甚至有十幅以上的,也偶有二幅的。小幅书画一般称为“页”,裱成对折硬片,加上封面,称为“册”或“册页”。据记载,唐、五代时已有这种样式。明清时的成本册页多是先装裱后作书画。“团扇”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北宋末至元有此类作品,南宋时尤多。明代至清道光问几乎绝迹,而咸丰至光绪间又曾一度流行。“折扇”宋时已有,明清时颇流行。“对联”出现于明末,清乾隆以后开始流行,皆为书法,但清代也有少数“画对”出现。了解幅式的发展和变化对辨伪很有用处,如果一副对联上署有宋元人的名款,那么不用看也能断定为伪作。
  装潢有时也可作为辨伪的有力佐证。用于装裱的绫、锦,各代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而装裱的式样也多有出入,如果出现明显的反常情况,就应提出疑问了。
  (7)依据文献记载辨别真伪
    在鉴别书画的过程中,有关书画家和书画作品的文献记载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时甚至是一种很重要的依据。与书画关系最密切的历代文献大体有书画著录书、书画家传记、书画家本人及其好友的诗文集、记述书画的笔记和杂录等。
  书画著录可分三类。一类为内府收藏著录,如宋《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清《石渠宝笈》等。一类为私家收藏著录,如安岐的《墨缘汇观》、庞元济的《虚斋名画录》等。一类为经手或过目的著录,如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吴其贞的《书画记》、顾复的《平生壮观》等。书中的记录涉及书画作品的题材、内容、名称、表现形式、质地、尺寸、装潢、作者及其款印、后人的各类题识和鉴藏印,以及流传经过和拆改、变动的情况等,有些还有评论和鉴定意见。这些记载对我们辨别真伪是十分有用的,因而在鉴定某一件书画作品前,应该先通过这些著录,尽可能弄清楚与该件作品有关的一切情况,以此与实物作对比,常能帮助我们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古代名家,尤其是大名家的作品大都经过前人鉴藏和著录,如果突然出现一件号称汉晋唐宋名家的作品(出土文物除外),而各类著录中又全未记载,那十之八九是伪作。
  书画家传记及诗文集、笔记等往往保留了许多有关书画家生卒年月、生平事迹、艺术成就、亲友交往、作品创作和流传等的珍贵资料,而这正是我们考证的重要根据。如传世的北宋王冼《梦游瀛山图》卷(安岐藏本),款识自称作于“宣和甲辰”(1124年),而查阅王冼的有关传记,考出王卒于1124年以前,从而可断定图中的款识是他人所添的伪款。而明代沈德符的《野获编》更记载了朱实曾伪作王维《江山霁雪图》的事实。此外,对一些罕有作品流传的书画家,我们难以通过比较来鉴别,也只能利用记载来验证其艺术风格和笔墨特征。
  要了解历代书画著作及其大致内容和重要版本,可查阅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此书虽仍有一些遗漏,但较重要的著作都已收录在内了。当然,文献记载因各种原因而有不少错讹,这是我们在运用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8)辨伪方法的综合运用
    在上述各种辨伪方法中,依据书画作品本身的艺术形式和具体内容是主要的,其余则是次要的。但是,针对某一具体作品,辨伪者在明确这种主次关系的前提下,还要善于掌握各种方法,并能灵活地运用。古书画的情况是复杂的,作伪者的手法又是无奇不有的,因此只有运用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加以验证,然后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鉴别一件作品应首先看其时代的和个人的风格特征及其具体内容,其次看作者的款题和印章,然后再依次验证后人的各种题识、鉴藏印及纸绢、幅式、装潢、文献记载等。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如鉴别某一书画家仅存的作品时,因无法通过比较其他作品来确认其个人风格,就应当从时代风格、文献记载等方面着手,再辅之以其他手段。鉴别某件无作者款印的作品时,如果本幅上有当时人的题跋,它就成为相当重要的依据。
  一般来说,凡是真迹,无论从哪方面验证都不应该出现悖谬矛盾的现象。一件作品如果本身的艺术风格和具体内容都没有问题,那么款题、印章及其他旁证也不应是伪劣乖谬的。如果一件作品粗看之下很好,而款印却有作伪的迹象,那就应警觉是作伪者手法高明,在笔墨技巧等方面仿造得十分逼真而蒙骗我们,于是要对作品再作进一步的精细察看。在提高了警觉的看下,再巧妙伪作也总会露出一些马脚的。如果对作品本身可以确认无疑了,那么就应找出款印不好的原因,如是否后人无知乱添款印,画蛇添足了。在出现错字,器用形制不合,该避讳而未避及后人题跋、鉴藏印伪劣等问题时,也应采用上述方法反复验看,然后再考虑是否会是作者的偶然失误或后人移配伪跋等情况。总之,在辨伪的过程中,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也不能因为某些局部的次要的问题而轻易否定作品本身,而应仔细地对各个方面加以综合性的验证;最后再回到作品本身作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3、正确评价书画作品
  书画作品的评价问题本不属辨伪的范畴,但实际上对每一个喜爱书画的人来说,不管是鉴赏还是购求、收藏,正确地评价一件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常比简单地辨别真伪更为重要。因此,评价与辨伪是不能分开的。
  古代书画作品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早期的临仿之作并非存心作伪,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复制和流传,后因原作已佚,这些临摹本便成为了解和研究原作者艺术风格和成就的重要依据,从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如唐代人所摹的王羲之书法和顾恺之绘画即是典型的例子。此类作品常被前人等同于真迹,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其视为伪作。即使是真正的伪作,也因情况各不相同而有所区别。有些作品本身是真迹,或因无款印,或因作者年代较晚或名气较小,而被作伪者加添或改成前代的、大名家的款印后便变成了伪作。如明代晚期曾有人将明初戴进的作品改成南宋马远、夏圭的作品,我们当然应该辨别出这是伪马远和伪夏圭,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真戴进作品本身的价值。又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元时人所画的《九歌图》,款识作“李伯时(公麟)为苏子由作”,而实际上这是题跋的首二行,作伪者将后面的题跋割去,以题充款,使人误以为是李公麟的作品,我们在识破作伪伎俩的同时却不能忽视此图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还有一些书画作品确实出于某名家手笔,但无款印,后人为了使之明确而添加了伪款印,甚至有些无知者在宋画上加上元人名款,那就更不能视为伪作了。有些凭空臆造的仿作,本身年代较早,艺术水准也较高,那就应实事求是地看待其本身的价值。还有一些以假画配真题的作品,如以假宋人画配上了真元明人的题跋,那么不管绘画本身如何,在今天看来这些元明人的题跋仍有其一定的价值。至于代笔书画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有不少代笔者的书画技艺实在被代者之上,因此就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了,如元管道升的书札有些是由其丈夫赵孟頫捉刀的,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假管道升而否定了真赵孟頫。反过来说,有些作品确实是某书画家的真迹,但由于各种原因,如出于早年手笔,技艺未臻成熟,或笔墨纸绢不符等,艺术水准并不高。由此可见,传世书画的真、伪、优、劣是互相交织的,因而不能以简单地分清真伪了事。过去的古玩业中也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即真伪虽须分辨,但也不可过于拘泥,因为真的不一定优,伪的不一定劣。在书画买卖中,人们也常根据作品的艺术优劣而不是真伪决定舍取,真而优的为上选,伪而优的也可取,艺术水准低下的虽真不取,而最不可取的是既伪又劣的作品。就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当然不能完全依照过去古玩业的标准决定取舍,但首先应剔除艺术水准低劣的伪作则是一致的,对待真迹,艺术水准高的固然最好,但即使差些也还是应重视其文物价值,至于艺术水准较高的伪作,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总之,对任何书画作品,都应在辨清真伪的前提下,确定其真正的制作年代乃至作者,然后对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价,而这一评价正是我们鉴赏和购求收藏的标准。
  最后附带谈一下书画买卖的价格问题。据过去古玩业的定价标准看,在一般情况下,前代的高于后代的,大名家高于小名家,有款印的高于无款印的。在同等情况下,书画作品的题材、内容、质地、幅式、保存状况、题跋藏印等,都对定价有所影响。以绘画与书法比,作画较作书烦难,故高于书。以题材内容论,书法中楷书高于行书,行书高于草书;绘画中山水高于人物,其下为花鸟竹石,最下为走兽虫鱼。以质地论,纸本宜于久藏故高于绢本,绫本最下。以幅式论,立幅高于横幅,其中尤以高四尺宽二尺的为最优,太大或太小的价格就低下。横幅五尺以内称“横披”,五尺以外称“手卷”,手卷以长达一丈为合格,越长价格越高。册页以八开为足数,越多越好。屏条至少为四条,至多为十六条。册页与屏条不能足数者称为“失群”,价格就低了。以保存状况论,纸绢完整不破,面上清洁白净、精神完足,对光照视,背后没有贴衬的为上品;表面完整而背后多有贴衬,但原神不失的为中品;纸绢破碎零落,片片凑成,背后满缀贴衬,面上又以墨色补描,或有污损受潮等情况的,为下品。以题跋藏印论,题字越多越好,当时习称一行题字为“一炷香”,因而名人题跋及鉴藏印等都能抬高作品的价格。赵汝珍《古玩指南》记载民国时期的书画行情,宋代以前大名家的作品,每件最低的价格也在万元以上,如果是保存完整的精妙之作,则五万十万也是常事。元代作品价格低于宋代,但黄公望、吴镇、倪攒、王蒙四家的作品,也至少要价至三千、五千,甚至万元。明代的作品一般为三五千元。清初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吴历、恽寿平等人的作品一般为一二千元。当然,旧时古玩业的定价已完全不适用于今天,但有些基本原则和标准或许还有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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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1/0009_1409109024.html 清朝初期强制推行的服制改革 佚名 服饰 2007/01/09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崇祯皇帝派兵部尚书洪承畴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南军务,率八总兵13万人与清军在松山(今锦州南部)会战大败,次年洪承畴被俘至沈阳降清,关内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北京。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乘农民军政权尚未巩固的时机,利用明山海关总督吴三桂的请求大举入关,在北京建都,当时顺治帝福临只有七岁,由摄政王多尔衮辅弼朝政。在清兵入关以前,凡被攻占本属明朝统治的地区,都按满族习俗令当地官民前额剃发后脑留发梳辫垂于后背。清兵攻取大凌河,山海关,也都下令军民剃发留辫。但强令军民薙发留辫,刺激着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在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就已有儒臣谏劝,请他采用汉族服饰制度,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一月在翔凤楼集合诸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等重要官员,让弘文院大臣给大家宣读金世宗完颜雍的历史,(金代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弃女真冠服,改服汉人冠,至金世宗始复女真旧制)训告大家说:“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即博士)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指雄鹰一般的勇士)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耳。”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皇太极又在命令中提到“有效他国(指汉族)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可见皇太极对推行满族服装是十分坚决的。顺治帝在北京建都时,距皇太极去世才一年,当然不会改变推行满族服制的既定方针,但顺治元年南方尚未平定,清廷为了稳住人心,就暂在服制方面维持原状。

顺治二年六月,因江南平定,就命令豫亲王多铎:“各处文武军民,自应尽令薙发,倘有不从,军法从事。”据《东华录》记载:同月又谕礼部:“向来薙发之制,所以不即划一,听令自便,盖欲天下大定,始行此制,今者天下一家,岂容违异,自今以后,京师内外,限旬日尽令薙发。”并称:“遵依者为吾国之民,迟疑者为逆命之寇,若惜爱规避,巧言争辩,决不宽贷。”由于服饰文化牵动着人民的内心,此令一下,引发了轩然政治风波,后来清廷被迫采取“十不从”的妥协政策,已见前述。

清朝为了巩固政权,也把汉族统治者所用以标示王权尊严的“十二章”纹样运用到皇帝冠服上去,并承袭明朝官服上的补子纹样,作为标识官吏官位高低的标志。“十二章”的纹样始用于乾隆皇帝,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乾隆帝御用朝服和吉服上面,以及乾隆帝的朝服像中,都发现了汉族皇帝衮服所必有的“十二章”纹样,而且“十二章”所摆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在乾隆帝以前如顺治、康熙、雍正帝的朝服、吉服和朝服像中,则没有发现“十二章”。自乾隆帝以后诸帝的朝服、吉服则依据乾隆帝的成规也都加饰“十二章”。可见乾隆帝尽管十分强调恪守满族遗风,但只在服装款式上坚持,在纹饰方面,却主张“润色章身,即取其文”,把汉族传统的“十二章”和补服纹饰,一概转用到清朝服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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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html.com/eNews/news/200701/0009_1358456741.html 清代的冠服 佚名 服饰 2007/01/09

清朝坚持以满族的传统服饰为基础,制定冠服制度,故对明朝的服制有较大的变革。自从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开始初步定制,历经变动修改,直到清高宗乾隆帝之世才基本确定下来,以后虽有修订,但没有重大的变动。清军入关之后,曾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服色肩与永例》。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定民公以下有顶戴官员以上者,禁穿五爪蟒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二月在赐太保年羹尧自裁的罪状中有:“出门官员穿补服净街,用鹅黄小刀荷包,擅穿四衩衣服,衣服具用黄包袱,伊子穿四团补服,坐落公馆墙壁俱彩画四爪龙,吹手穿缎蟒袍。”其狂悖之罪有:“奏折在内房启发,并不穿朝服大堂拜送,纵容家人魏之耀穿朝、补服与司道提镇同坐。”雍正四年及八年定大小官员帽顶等级。雍正十年校刊《大清会典》。乾隆五年敕撰《大清律例》,乾隆二十六年敕撰《大清会典·会典则例》,乾隆三十一年校勘完成《皇朝礼器图式》,为清宫廷画师精心彩色描绘,并用木刻版刊印黑白图。后于嘉庆、道光年间纂修完成《会典及事例、图式》和《大清通例》。光绪年间又增补修纂《大清会典图例》。此外,清代凡由内务府发交江南江宁苏州二府、浙江杭州府及两淮织造司、局织造的御用冠服、妃嫔暨皇子、公主朝冠朝服,均依礼部定式或皇上命题由内务府或如意馆画师绘制重彩工笔小样和墨线勾勒局部加彩的衣服裁剪大样,交总管太监呈皇帝御览,或经内务府大臣直接审阅后连同批准件送发织造,织成匹料后再送到裁作、绣作、衣作分别在衣料上绣花、裁剪、缝制。完成之后,凡上用者陆路运送进京,宫用者水运进京,于限期内送交内务府广储司的缎库验收,这些小样都附有白纸或黄纸墨迹题签,有些并署有画画者的真实姓名,如“臣沈振麟恭画”、“臣谢醇恭画”、“臣沈世俊恭画”等。现在还有一部分完整地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与故宫现藏的清代实物相对照,而故宫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保藏的宫廷绘画如清初由著名画家王翚主持、集中许多画家合作绘成的《康熙万寿图》(十二大卷)、《康熙帝南巡图》,由徐扬主持的《乾隆南巡图》(十六大卷)和徐扬的另一长卷《姑苏繁华图》。又如《雍正帝祭先农坛图》、《乾隆帝紫光阁赐宴图》、《乾隆帝大阅图》、《乾隆帝大阅铠甲骑马像》、《乾隆帝丛薄围猎图》、《乾隆帝射熊图》、《泰和殿筵宴图》、乾隆帝题诗作序的《塞宴四事图》、乾隆帝生母崇庆太后《万寿点景图》、《光绪皇帝大婚图》、《冰嬉图》、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的《万树园赐宴图》及《马术图》等,则生动具体地描画出了清朝君臣在各种不同政事或礼仪活动场面衣着的形象。另外如《康熙帝读书像》、《康熙帝写字像》、《雍正帝行乐图》、《乾隆帝岁朝行乐图》等,是描绘皇帝在燕居时穿着便服读书写字或娱乐休息的情形,更能帮助我们了解清代上层社会服饰文化与生活活动的概貌。19世纪80年代照相术传入中国之后,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市民、商贾、小手工艺人,都有写真照片流传至今,足以提供更加真实的形象资料,而更宝贵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分别保存了数十万件的清宫服饰实物,由于距今年代不远,这些文物保存鲜艳如新,都给清代服饰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本书特选出清宫旧藏的一部分光绪年间的服装小样和大样供读者参考,内有一套慈禧太后穿用的带有“十二章”花纹的朝服小样和数件慈禧太后穿用的竹子花纹的紧身小样,尤为难得可贵。 清代冠服,制度浩繁,除箭袖、蟒服、披肩、翎顶为王公大臣朝服所必具、四季色彩质料、当胸补子、朝珠等级、翎子眼数、顶子材料都有严格区别,本书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具陈,仅择其要者,附图分述如后:

(一)冠帽

1.皇帝冠帽

(1)皇帝冬朝冠:冠体为圆顶呈斜坡状,冠周围有一道上仰的檐边。冬用薰貂制作,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十五用黑狐毛皮制作,冠体上缀朱纬,长出冠檐,顶上加金缕丝镂空金云龙嵌东珠宝顶,宝顶分为三层,底层为底座,有正龙四条,间饰东珠四颗,第二、三层各有升龙四条,各饰东珠四颗;每层间各贯东珠一颗;共饰东珠十五颗。顶部再嵌大东珠一颗,梁二,在顶左右,檐下两旁垂带交于项下。

(2)皇帝夏朝冠:冠形作圆锥形,下檐外敞呈双层喇叭状。用玉草(玉草产于东北,满族叫德勒苏草,进关以后,视此草为发祥之物)或藤丝、竹丝做成,外裱以罗,在两层喇叭口上镶石青色织金边饰;以红纱或红织金为里,外层缀朱纬,内层安帽圈,圈上缀带。冠前缀金累丝镂空金佛,金佛周围饰东珠十五颗,冠后缀金累丝镂空舍林,有东珠七颗。冠顶部再加金累丝镂空云龙,嵌大东珠宝顶,宝顶形式与冬朝冠相同。

(3)皇帝吉服冠:冠形似朝冠,冬用海龙、薰貂、紫貂,上缀朱纬,冠顶满花金座,上衔大珍珠一颗。满花金座有的是镶嵌宝石的。夏吉服冠也用玉草或藤丝、竹丝编织,红纱绸裱里,石青织金缎或织金绸、纱缘边。上缀朱纬,顶满花金座上嵌大珍珠一颗。

(4)皇帝常服冠:冬为有折檐的圆形帽,满缀红缨、红绒结顶。用皮或青绒制作。夏常服冠形同夏朝服冠,以玉草或藤、竹丝编织,红纱、绸里,石青织金缘边。上缀朱纬、红绒结顶。

(5)皇帝行服冠:冬行服冠形如冬常服冠,用黑狐、黑羔皮或青绒为之,满缀红缨、红绒结顶。夏行服冠形同夏常服冠。

(6)皇帝雨冠:冬季冠形为高顶式,前有深檐。夏季为平顶式,前檐展敞。按不同季节表用明黄色毡、油绸或羽缎制作,月白缎里。

(7)翎子

翎子分花翎、蓝翎、染蓝翎,花翎为贵,花翎即孔雀翎,又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三眼最贵。花翎原有例戴、赐戴之分。例戴如宗室贝子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双眼花翎。镇国将军、辅国将军,戴单眼花翎。品宦例戴花翎的有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省将军内大臣、各城参赞办事领队大臣、散秩大臣、武备院卿、上驷院卿、头、二、三、四等侍卫及前锋营、火器营、护军营、銮仪卫等满员五品以上、统领、参领、前锋侍卫、诸王府长史、散骑郎、二等护卫均戴单眼花翎,翎根缀蓝翎,插入用翠玉、白玉、碧玉、碧玺、珐琅、瓷等质材制成的翎管内,缀于冠后。双眼和三眼翎,就是拿两个和三个孔雀尾羽后梢的彩色翎斑垂直排列,连接而成。蓝翎是用鹖羽制成,蓝色无翎斑,故名蓝翎。染蓝翎是用靛蓝染天鹅毛而成。在明代都督江彬等就已在白红笠上植染蓝翎为饰,贵者三英、初者二英、最次者一英,已于前述。清代花翎以三翎为贵,但康熙时,因某皇子想戴花翎,康熙帝曾特赐五眼花翎;后福文襄公立大功,曾获四眼花翎,属于特例。皇室子弟年十二能赐射箭者,也给花翎,但无冠顶,名“空花翎”。清末汉人中李鸿章曾获戴三眼花翎,赐云龙补服。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获赏戴双眼花翎。当时汉人获封爵赐戴花翎及文臣兼提督巡抚衔者都得赏赐,这在清前期是很少有的。即宗室亲郡王为大臣者,也必奉旨恩赏才能戴花翎,如未奉旨擅自戴用者,要交宗人府议处。

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衰微,财政枯竭,当时有广东洋商伍崇曜、潘仕成捐输十数万金,无可嘉奖,始蒙戴花翎,传为恩荣。此后捐翎之风盛行,咸丰九年规定,捐翎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价七千两。花翎从此由荣誉象征几乎变成商品交换了。

2.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贵妃、皇妃、妃、嫔冠帽

(1)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朝冠:冬用薰貂,夏以青绒为之,冠体为圆顶呈半圆坡状,周围有一道冠檐。冠体上缀朱纬,冠顶呈宝塔形,分三层,每层贯东珠各1,皆承以金凤,饰东珠各3,珍珠各17,上衔大东珠1。朱纬上周缀金累丝凤凰7,每个凤身上饰东珠9,猫睛石1,每个凤的凤尾饰珍珠21。冠后金累丝翟(雉鸟)1,翟背饰猫睛石1,翟尾饰珍珠16。从翟鸟下垂珠结,由五行每行64颗珍珠串连,平排垂挂,在五行垂珠的半中间即第32颗外,接衔一个圆形青金石结,系用金累丝圆形饰片嵌青金石1,东珠6,珍珠6制成。然后再从石结下面接垂五行的后半串珍珠。共珍珠302颗,这就称为“五行二就”。每行大珍珠1,末缀珊瑚。冠后从冠檐里边下垂倒葫芦形护领,护领下端垂明黄色丝绦两条,末缀宝石。冠左右缀青色缎带。皇后夏朝冠以青绒为之,余制如冬朝冠。

吉服冠:冠形基本相同,以薰貂为之,上缀朱纬,顶用东珠。

(2)皇贵妃朝冠,形制与皇后朝冠相同,差别的只是7只金凤上没有猫睛石,翟鸟下所垂珠结不是五行二就,而是“三行二就”,三行共用珍珠192颗。

(3)妃、嫔朝冠,顶都是二层而不是三层,每层承以金凤,每凤饰东珠9,珍珠17,妃冠顶上衔猫睛石,嫔上衔〓子。朱纬上周缀金凤5,每凤饰东珠7、珍珠21。后金翟1,妃翟上饰猫睛石1,珍珠16,嫔翟上只有16颗珍珠,没有猫睛石。从翟鸟下垂的珠结三行二就,妃用珍珠188,中间金衔青金石结1,饰东珠、珍珠各4,末缀珊瑚。嫔翟鸟下垂的珠结三行二就用珍珠172颗,中间金衔青金石结1,饰东珠、珍珠各3,末缀珊瑚。余同皇贵妃。吉服冠顶用碧〓〓。

(二)清代男服

1.端罩

是清代皇帝、皇族及近臣、侍卫所穿,形式为圆领、对襟、平袖、袖长至腕、衣长至膝下、对襟有纽扣五个,毛朝外穿的宽松式裘皮服。清传抄拙老《闲处光阴》说:“国朝章服之极珍贵者,为元狐褡〓,汉文曰端罩。虽亲王亦非赐赍不能服。若既薨没,郎当呈缴,奉旨赏还,方敢藏于家。”皇帝端罩,紫貂为之,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十五用黑狐。明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色与里同。皇子端罩,紫貂为之,金黄缎里。亲王端罩青狐为之,月白缎里,若曾获赐金黄缎里亦可用之。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端罩均青狐皮,月白缎里。镇国公、辅国公端罩均紫貂,月白缎里。民公、侯、伯、子、男、下至文三品、武二品端罩,均以貂皮为之,蓝缎里。一等侍卫端罩用猞猁皮间以豹皮,月白缎里。二等侍卫端罩用红豹皮,素红缎里。三等侍卫、蓝翎侍卫端罩用黄豹皮,月白缎里。

2.衮服和龙褂

清代只有皇帝在祭圜丘、祈谷、祈雨等场合穿衮服,形式为圆领、对襟、长与坐齐(至晚清衣长至膝以下),平袖、袖与肘齐,石青色面,石青色扣鼻,钻金圆纽子5。织、绣或缂丝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为纹,前胸、后背、两肩各一,左肩日、右肩月,团龙间以五色云,下海水江牙。春秋为棉或夹,冬用裘夏用纱。皇子所穿者减去日月纹,其余完全相同,但不叫衮服,而叫“龙褂”。

3.补服

是清代的礼服。皇帝穿衮服、皇子穿龙褂时,王公大臣和百官穿补服相衬配,但补服穿用的场合和时间更多,所以又是清代文武大臣和百官的重要官服。补服的形式以圆领、对襟、平袖、袖与肘齐,衣长至膝下(比袍短一尺许),门襟有5颗纽子的石青色宽松式外衣,故有“外褂”或“外套”之称。补服主要的特点,是用装饰于前胸和后背的“补子”的不同纹饰来区别官位高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皇室成员用圆形补子。固伦额驸、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民公、侯、伯、子、男、以至各级品官,均用方形补子。清代补子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在直接承袭明朝官补的基础上修改而来,但尺寸比明代略有缩小。此外明代的补服为高圆领大袖袍,是单独直接穿的。清代的补服是穿在吉服袍外面,不单独穿用,凡穿吉服袍时外面必穿补褂。惟一的例外是每年三伏天盛夏酷暑期间,叫做“免褂期”,此时穿吉服袍可免套补褂。

清代补子的纹样如下:亲王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亲王世子同上同上郡王五爪行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贝勒

四爪正蟒二团前后各一贝子四爪行蟒二团同上固伦额驸同上同上镇国公四爪正蟒方补同上辅国公同上同上和硕额驸

同上同上民公、侯、伯同上同上文一品仙鹤方补同上文二品锦鸡方补同上文三品孔雀方补同上文四品云雁方补

同上文五品白鹇方补

同上文六品鹭鸶方补

同上文七品鸂〓方补

同上文八品鹌鹑方补

同上文九品练雀方补

同上未入流练雀方补

前后各一都御史獬豸方补

同上副都御史

同上同上给事中同上同上御史同上同上按察司各道

同上同上武一品麒麟方补

同上镇国将军同上同上郡主额驸同上同上子同上同上武二品狮子方补同上辅国将军同上同上县主额驸同上同上男同上同上武三品豹方补同上奉国将军同上同上郡君额驸同上同上一等侍卫同上同上武四品虎方补同上奉恩将军同上同上县君额驸同上同上二等侍卫同上同上武五品熊方补同上乡君额驸同上同上三等侍卫同上同上武六品彪方补同上蓝翎侍卫同上同上武七、八品犀牛方补同上武九品海马方补同上从耕农官彩云捧日方补同上

4.朝服

(1)皇帝朝服:清朝皇帝朝服,是皇帝在登基、大婚、万寿圣节、元旦、冬至、祭天、祭地等重大典礼和祭祀活动时所穿的礼服。其基本款式由披领(又称扇肩)和上衣下裳相连的袍裙相配而成。上衣衣袖分袖身、熨褶素接袖、马蹄袖端三个部分,腰间有腰帷。下裳与上衣相接处有襞积,其右侧有正方形的衽。朝服分冬朝服和夏朝服,冬朝服又有两种形式,现分述于后。

①皇帝冬朝服一:明黄色,两肩和前胸、后背各绣正龙一条,上衣前后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下平水江牙。下裳襞积绣行龙六条间以五色云,下平水江牙。下裳其余部位和披领全表以紫貂,马蹄袖端表以薰貂,这是自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所穿。质地多用织成妆花缎或以缎、绸绣制。

②皇帝冬朝服二:明黄色,上衣两肩及前胸后背饰正龙各一,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身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列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在裳,间以五色云,下幅为八宝水平,披领、袖端、下裳侧摆和下摆用石青色织金缎或织金绸镶边,再加镶海龙裘皮边。质地用织成妆花缎或以缎、绸刺绣及缂丝。以上所述花纹是根据《大清会典》等文献的记载。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朝袍实物来看,文献所记只是露在衣服外表的花纹。而实物上的花纹,还考虑到人穿在身上活动时,袍子下襟也常常会暴露出来,所以在衣服里面掩襟的襞积部位,也加绣四个团龙,并在掩襟的裳部加绣一条行龙,全袍总共应实用龙纹43条。

十二章纹样的位置:上衣领前列三星、作正角三角形排列,领后为山纹,右肩有兔,代表月,左肩有鸡,代表日;胸前正龙右下方为黼纹(斧形),左下方为黻纹(亞形),后背正龙下方为龙纹,左下方为华虫纹(雉鸟),上衣合起来共八章,与一式冬朝服十二章全在上衣不同。下幅前身右为火纹,左为粉米;后身右为藻纹,左为宗彝纹。下幅合起来一共四章。这种排列方法和以往历朝是不同的。

③皇帝夏朝服:明黄色,惟南郊祈谷、常雩(yú音于,求雨)用蓝,朝日用红,夕月用月色(月白,即浅蓝色)。夏朝服的形式和纹饰与冬朝服二式完全相同,只是在披领、袖端、下裳侧摆、下摆等处单镶织金缎或织金绸的镶边,不再镶海龙裘皮边,即所谓“片金绞边”。质地一般为穿纱地绒绣、纳纱绣及妆花纱、缂丝等。春秋两季的棉、夹朝袍,形式与此相同,质地为缎、绸地绣花、妆花缎、缂丝等。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帝夏天御用的戳纱绣单朝服,衣长140厘米,两袖通长188厘米,胸围128厘米,下摆312厘米,袖口15.5厘米。系用一绞一的直径纱绣制,纱地经粗直径0.14毫米,纬粗直径0.3毫米,每厘米经纬密度为80:20根,有均匀的芝麻形纱眼。花纹绣法,是按纱眼用色丝戳纳而成,针法有短串、长串、打点三类。“串”就是指用绣线在纱底的纬线上按一定规律缠绕成花纹的方法。短串针法是每隔一至两根经纬线戳纳缠绕一针绣花线。长串是按花纹及色彩块面,有规律地拉长绣花线的针脚;也有将两种针法结合使用的长短串。另外还有一种“打点”绣,它是在纱底的经纬线交织点上用彩绒作缠绕斜绣,每一交织点绣一针,聚集成花纹。乾隆帝这件御用戳纱绣单朝服,除龙纹和团寿字用平金绣法外,其他花纹均采用短串法中的“二丝串”绣成。二丝串是在纱底上按每隔两根经纬线的位置,顺垂直方向缠绕戳纳一针绣花线,使绣花线与纬线呈垂直状态错绕成花纹。绣花线采用直径0.46毫米的色绒丝,色有红、粉红、水粉、蓝、浅蓝、月白、绿、浅绿、湖色、雪青、葡灰、烟色、香黄、明黄、白等。彩色绒丝较纱底的经纬线粗,能够盖住纱底的经纬线,针路匀整,花纹突出。而用赤圆金、紫赤圆金、淡圆金钉绣的龙纹、团寿字和柿蒂的里边饰,则闪烁于其它花纹之间,形成最醒目的主花。在披领、柿蒂、裳等重要装饰部位,金色龙纹周围以五彩云纹和蝙蝠纹穿插,每装饰部位的周边有平列状水浪纹围绕,匀称“平水”。寓“四海清平”之意。再加寿山石纹,寓意江山万代。云纹和蝙蝠则寓意洪福齐天。云纹和水纹用三晕色和四晕色两种调配方法,三晕色的色组有红-粉红-水粉,烟色-香黄-明黄,蓝-浅蓝-月白,绿-浅绿-湖色,雪青-雪灰(葡灰)-白等色组。四晕色是在三晕色的色组上加配一个白色,根据清宫档案资料,制作这样一件戳纱绣朝袍,地子合用2尺8寸宽的加重明黄直径纱2丈5尺,披肩、袖头、综袖(中接袖)地子合用2尺1寸宽的加重石青直径纱6尺。绣花所用各色绒丝26两2钱4分,金线16两4钱。用绣工492工,绣金工41工,画样过粉16工,合计918工,如由一个人来刺绣,要用两年零五个月才能把花纹绣完。

如果制作缂丝朝袍,工料还要再费一些。现举一例于后:留海龙缘本身地、随披肩、腰褴、印绶、袖头、综袖各一份,身长4尺4寸,共合缂丝51方8寸。各色线82两8钱8分,每两5钱6分,该银46两4钱1分3厘。圆金线466纽,每纽银4分,该银18两6钱4分。缂丝匠1036工,每工银2钱5分,该银259两。画匠25工,每工银2钱4分5厘,该银6两3钱4分5厘。以上缂丝冬朝袍一件,随披肩、腰帷、印绶、袖头、综袖,并留本身边全分,共工料银330两3钱9分8厘。一件冬朝服的缂丝面料,就相当于一个缂丝工人四年的工资。

(以上两资料,见清同治八年二月三日奉大婚礼仪处行文。)

(2)皇子亲王等朝服:

①皇子朝服有两种形式,均金黄色。一种在披领和裳部具表紫貂,马蹄袖端薰貂,绣纹两肩及前胸后背正龙各一条,襞积行龙六条,间以五色云纹。这是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所穿。另一种披领和袖均石青色,织金缎镶边,冬天再镶一层海龙皮边;绣纹两肩、前胸后背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裳行龙八,披领行龙二,马蹄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平水。

②亲王、亲王世子、郡王朝服,蓝色或石青色随便用,若赐金黄色亦可用之。其余与皇子相同。

③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朝服,不许用金黄色,其余颜色随便用。纹样通绣四爪蟒纹。

④民公、侯、伯朝服,一种是蓝或石青色。披领及袖均石青色,织金缎镶边,冬天再加镶海龙裘皮边。两肩、前胸、后背饰正蟒各一条,腰帷行蟒四条,中有襞积,裳行蟒八。另一种是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所穿,披领及裳均表以紫貂,马蹄袖端薰貂,两肩及前胸后背饰四爪正蟒各一条,襞积四爪行蟒四条。

5.龙袍

清代只有皇帝穿十二章龙袍,为圆领右衽大襟、窄袖加综袖、马蹄袖端,四开裾式长袍,明黄色,用缂丝或妆花、刺绣作金龙九条,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蝠纹,下幅饰八宝立水。领前后饰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饰行龙各一,马蹄袖端饰正龙各一,领、袖均用石青色镶织金缎、绸镶边。棉、纱、夹、裘随季节变换。穿龙袍时,在外面加罩衮服。

6.蟒袍

又称花衣,皇太子蟒袍杏黄色。皇子金黄色,领袖石青色织金缎镶边,绣九条蟒,前后左右开裾。亲王、亲王世子、郡王与皇子同制。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通饰四爪蟒九条,不得用金黄色,余色随所用。民公、侯、伯蟒袍用蓝或石青色,通饰四爪蟒九条,曾获赐五爪蟒缎者亦得用之。以下至文、武三品、郡君额驸、奉国将军以上及一等侍卫相同。蟒袍是上班及礼仪场合所穿,但在万寿圣节,即皇帝过生日的前三天至后四天,宫中任何场合都必须穿它,这段时间称为“花衣期”。蟒袍与蟒褂相配。

7.常服褂

常服褂即对襟平袖,长至膝下的外褂,皇帝及百官均石青色,花纹不限,不缀补子。

8.常服袍

为圆领右衽大襟,窄袖有马蹄袖端,四开裾式长袍,颜色花纹不限。是平常所穿。

9.行褂

为圆领对襟、平袖,袖长及肘,长与坐齐,门襟有五个纽扣的短外褂,从皇帝、王公大臣、官庶下至扈行者都可以穿。豹尾班侍卫所穿行褂无袖,左右及胸前以两根带子系结,不用纽扣,色用明黄。但有袖的行褂,色彩有严格规定。皇帝行褂石青色,根据季节换穿棉、夹、纱、裘。亲王、郡王、文武品官也用石青色。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健锐营翼长用明黄色(诸臣因军功获赐黄马褂者,才能用明黄色)。八旗之正四旗副都统、正黄旗用金黄色,正白旗白色,正红旗红色,正蓝旗蓝色,镶黄旗金黄色镶红边,镶白旗白色红边,镶蓝旗蓝色红边,镶红旗红色白边。前锋参领明黄色蓝边,护军参领、火器营官兵蓝色白边,健锐营兵蓝色明黄边。虎枪营总统领明黄色、领左右端青色边直下至前裾。枪长红色、领左右青色边直下至前裾,营兵白色,领左右青色边直下至前裾。

乾隆间始流行用玄狐、紫貂、海龙、猞猁狲千尖、草上霜、紫羔等高贵裘皮做成的翻毛马褂,到嘉庆时更为盛行。遇丧则用银鼠及麦穗子(即俗称萝卜丝的羊皮)来做。

清代的黄马褂,非特赐不能穿,凡穿黄马褂有三种人,一是上面提到的随皇帝“巡幸”的侍卫,为“任职褂子”。二是行围校射时,中靶或获猎多的人获穿,称“行围褂子”。三是因治国或战事中建功获赏的人,称“武功褂子”。前两种用黑色纽袢,后一种用黄色纽袢。

又清代傅恒,征金川得胜,身穿马褂回京,称“得胜褂”,后男女便服都穿。《啸亭续录》说,乾隆中期流行玫瑰紫色,乾隆末年,福文襄王喜穿深绛色,人争效之,名为“福色”。

10.行袍

行袍为右衽大襟,窄袖有马蹄袖端、四开裾,右面的衣裾下短1尺,比常服袍减短1/10,便于骑马的袍子,故又称“缺襟袍”。不骑马时,把右裾下所短的1尺以另幅用三个纽扣扣拴,就同常服袍一样。凡臣工扈行、行围人员都例服之。文武官员出差时穿行袍谒客,外套对襟大袖马褂即可。

11.行裳

为左、右各一片内直外弧形的裳,上用一石青色横幅布缝连,横幅布两端有带可以围系于腰际。皇帝、王公、百官行裳形状相同,皇帝行裳根据不同季节以毡、夹、鹿皮、黑狐为表。

12.雨衣

(1)皇帝穿的雨衣有六种形式,都是明黄色。

①式雨衣,用油绸制作,不加衬里,形式由里外两层组合而成,里层如常服褂无袖而加青色立领